近日偶得刘永清老师赠送的一本书——《肥乡那些事儿》，惊诧发现书中一篇文章《郭家堡与“国家补”》，说的竟是俺村60年前的一件大事——那年俺村成了晋冀鲁豫四省树立的卫生典型村——“太阳村”，曾一时轰动全国！小时候记得听大人们闲聊，如今已90多岁一个大字不识的俺大娘，还曾是“太行村”幼儿园的老师！一直甚觉荒诞，如今看到永清老师这篇文章，才觉当年大人们所言不虚！永清老师的文章将郭家堡说成“国家补”，我们小时候还有一种说法是，郭家堡就是“国家保”——我们村由国家保障，永远高人一等！为此，在我们村小伙伴与邻村小孩儿发生群体冲突时，经常故意质问对方：哪个村的？对方也不示弱，反问：你们是哪个村的？我们等的就是对方的这句反问，立即趾高气扬地告诉他们：我们是“国家保”的！一声响亮的“国家保”，感觉已在气势上压倒了对方，令对方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如今想来也甚是滑稽！殷鉴不远，此事刚刚才过60年不到，不时耳闻诸如此类的事儿仍在各地上演。哲人曰：历史总有惊人相似的一幕，在现实人间不断上演着。滑稽中不知隐含了多少伤痛？还是看永清老师的原文吧：
郭家堡与“国家补”
作者：刘永清
来源：政协邯郸市肥乡区委员会编，《肥乡那些事儿》（第一卷），2018年 1月，第210-212页。
肥乡城北有个郭家堡，曾有一段儿真的成了“国家补”。
郭家堡扬名于省内外，缘于当年“除四害”。 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提出要在10年或更短一些的时间内，完成消灭苍蝇、蚊子、老鼠、麻雀的任务。后来有专家学者提出，麻雀不是害虫，便由臭虫来代替。
由此开始到1959年，肥乡在全县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爱国卫生运动，城乡经常进行卫生比赛，评比优劣。
有资料显示，到1958年3月中旬，肥乡全县共捉麻雀43.9万只，捕鼠19万只，挖蛹1000余斤，清扫垃圾6万余车，堵塞了很多鼠洞和雀窝，杀灭了一些越冬蚊蝇。并出现了辛安镇等两个四无乡、39个四无村，环境卫生有了很大改善。
1959年初，国家卫生部组织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四省开展“除四害、防病灭病、搞好环境卫生”评比竞赛，四省签订开展评比竞赛条件和标准的协议书。四省各抓一个重点县，重点县再建成一个重点村，作为四省联合检查时的典型。经过公社重点培养，并层层汇报，曲周县郭家堡村（当时肥乡划归曲周建制）被定为四省竞赛中河北省重点县里的重点。
此后，县委书记班维彬挂号蹲点；省、地区卫生系统派出领导干部、职工共200多人坐阵指挥。新华社记者闻讯赶来采访。省政府召开全省广播大会，由肥乡公社（与曲周合并后肥乡称公社）书记徐进修作《郭家堡是曲周县的太阳村》的长篇发言，《河北日报》全文发表。顿时，太阳村的卫生事迹轰动省内外。河北省上下、全国各地纷纷来“太阳村”参观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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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培养典型，省有关领导多次亲临郭家堡进行指导，地、县、公社均派出工作队就地指挥。太阳村人手不够，劳力不足，县、社派调机关干部、服务行业职工、教师及周围村干部、社员群众、中小学生到“太阳村”参加义务劳动。当然，本村男女老少投身环境卫生整治更是成为压倒一切的头等任务。
在“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郭家堡村的卫生越搞花样越多，要求也越来越离奇。除灭四害外，还要必须做到：
——村庄花园化。屋里屋外、街道村内先用大扫帚扫，再用茸苗笤帚反复扫净。每家屋内随处擦净，要求指触不见灰尘。各家被褥抻叠统一为四角四棱，与军队一个样式，且全天不得变形。旱厕统一变为水厕。每家门前设置4片瓦片围成的土痰盂，后统一购置搪瓷痰盂。村里要建公用厕所，安装彩绘厕门。要加高饮水井，井台上建小亭，雕梁画栋。
——大街马路化。大街要用新土盖面，外村帮忙拉土的人必须用人工，以免牲口粪便污染。马路边统一栽种柏树，前后种植500棵，花费1000多元，可活下来的极少。村中牲畜全部搬至村外圈养，恰好当年一场大雪早早降临，由于没有及时盖好牲口棚、圈，牲口被冻死20多头。
——家家敞开化。全村家家扒开院墙，园中种上花花草草，美其名曰：小院变大院，全村变花园。
——幼儿入园化。为解决用房问题，强令三户农民腾出30多间房屋，稍加整理后招收20多名幼儿，花费1000多元购置桌凳、玩具等应付检查。
——建起洗澡塘。占用五保户3间房屋改建澡堂，由于煤炭缺乏，常常锯枣树为原料。有一次为了应付检查，竟然锯断、劈碎5架房梁才烧热池水。从始至终只有极少数几个人洗过一二次澡。
——成立妇产院、敬老院。强拉硬拽本村产妇住院生产，还让老人入院养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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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典型，迎检查，广大干部群众日夜处于紧张之中。1960年4月的某天夜里，干部群众刚刚睡下，就接到通知说是卫生部首长要到太阳村检查工作，全村半夜敲鼓撞钟，点灯大搞卫生，一直忙到凌晨。因怕睡觉拉乱被褥，全村男女老幼坐等天亮。
郭家堡村刚被定为试点村后，群众都还乐意在茶前饭后、劳动之余打扫卫生、收拾整理房间院落。可是对后来放弃生产，大把花钱、大量贷款办事的做法越来越感到不解与困惑，进而到反感与消极抵制。支部书记毕相臣带着群众种瓜菜，结果受到某领导人的批评：“太阳村卫生工作在中央挂了号，毛主席快给你碰杯了，祝贺你在卫生工作上放卫星，可别为种几棵菜误了坐飞机进北京去见毛主席啊！”看到日渐荒芜的土地，广大干部群众或无奈或敢怒不敢言。
从1959年麦后到1960年秋前，郭家堡这个太阳村从名声飞扬在外，到“卫星”落地，一年多的时间，村中田地大片荒芜，社员提前进入“低指标，瓜菜代”时期。全村人力物力几欲耗尽，农业生产一落千丈。此后，吃粮靠统销，花钱靠救济，办事靠贷款，郭家堡硬是被国家“补”了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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