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姆·克兰西的小说中，红色十月号的舰长马尔科·拉米斯上校（Captain Marko Ramius）因为妻子遭遇医疗事故而辞世，上校却无法申诉而备受打击，于是萌生了叛逃的念头。前次在“《猎杀红色十月号》的诞生”一文中，讲到苏联1975年的“警戒号事件”是小说故事的原型，广播论坛的网友Frankee指出，“红色十月号”舰长的原型另有其人，1961年的乔纳斯·普拉斯库斯（Jonas Plaskus或Jonas Pleškys）叛逃事件的主角才是克兰西小说中的舰长原型。
和小说中不一样的是，乔纳斯不是潜艇舰长，时年26岁的他担任苏联波罗的海舰队潜艇供给舰的舰长。1961年4月7日的晚上，他的船原本预计的目的地是600多公里之外爱沙尼亚的塔林（Tallinn），而乔纳斯却把船开到了波罗的海上瑞典的哥特兰岛（Gotland）。另外，乔纳斯的船在抵达瑞典之前一直没有被苏联和瑞典双方发现。
乔纳斯·普拉斯库斯1935年3月10日出生，是六个兄弟姐妹中的老四。1944年，苏联在德军撤退之后第二次吞并立陶宛，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立陶宛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其中就包括普拉斯库斯一家，原因是他们和抵抗组织游击队有来往。1946年，乔纳斯的生母死于结核病。1948年，乔纳斯和三个姐妹跟随父亲Juozas Pleškys和继母被赶上了开往西伯利亚的火车——而另外两个年长的孩子早在二战期间就已经失散了。在火车即将开动的时刻，父亲把孩子们推下了火车，他命令当时已经十二岁的乔纳斯照顾姐妹们。“快跑，跑进村子里躲起来！”所幸善良的村民照顾了几个孩子，在战后的艰难岁月里，几个孩子被当作孤儿分别被领养。每当有干部问他们的父母的时候，他们都会说自己是孤儿。当然这样说也没错，他们的父亲已被经消失在西伯利亚荒原上了。乔纳斯和妹妹尤珍妮娅（Eugenija）被分别收养了好几年，后来大姐Onute找到了他们。很显然，乔纳斯幼年时期家庭的遭遇埋下了后来叛离苏联的种子。
当乔纳斯十五岁的时候，面临被Telšiai中学开除的境遇，原因是搞“反苏联活动”。学校里的老师们都为三个孩子开脱，希望当局能给他们一次迷途知返的机会。要么加入共青团，要么被逮捕入狱，这就是当时三个孩子面临的选择。于是乎乔纳斯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得以在Telšiai中学完成学业。
中学毕业后，乔纳斯报考Kaunas理工学院，尽管成绩优异，不过录取委员会还是拒绝给他发录取通知书。很显然，他和其父母一样被划入政治上不可信的一群人。回到Telšiai之后，乔纳斯就参军了，凭借天资聪颖和勤学苦练，他赢了了军队首长的信任。
在完成基本军事训练之外，乔纳斯还继续前往列宁格勒高等海军学院进修。1959年6月10日，乔纳斯获得了潜艇教练文凭，被分配到波罗的海舰队的潜艇上服役，不过随后他主动换工作，到潜艇供给舰上担任舰长。舰长应该不是船上的最高长官，还有书记或者政委在舰长之上，不过这个岗位对于一个被流放者的儿子来说，已经是非常好的了。在波罗的海舰队中，乔纳斯小心谨慎地谋划着他心底的那个计划，多年以后的1988年，他告诉妹妹他当年在寻找各种机会起事。很显然，如果乔纳斯按部就班的走仕途的话，他在苏联海军中会过得很不错，不过他一直都不能忘记幼年时期苏联带给全家的阴影。
波罗的海舰队的母港有两个，一个是立陶宛的克莱佩达港（Klaipėda），还有一个是拉脱维亚的利耶帕亚港（Liepaja）。1961年4月6日凌晨一时左右，由乔纳斯领导的一艘驳船斯莫尔尼号（Smolnyj）离开克莱佩达港口，此次向北方爱沙尼亚的塔林航行，航行的任务很简单——找到合适的国际中立水域，排空14吨燃料废物。
大约五个小时后，克莱佩达港的一名军官注意到一直没有收到斯莫尔尼号的无线电报，几乎在同一时间，船长乔纳斯改变了前往利耶帕亚港的航向，转而直奔波罗的海西面的哥特兰岛。船员们在晚上九点左右开始怀疑自己的航向，但没有人能从舰长那里听到什么情况。当时的波罗的海风暴肆虐，让大多数水手都感觉不舒服。“我们正在返回克莱佩达，”乔纳斯说。他亲自掌舵，靠着大风大浪的遮掩，斯莫尔尼号沿着瑞典近海以最高速度航行。当瑞典海岸肉眼可见之后，斯莫尔尼号上的政委要求船长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于是乔纳斯启动了船上的警报系统。他坚称风暴造导致的机械故障引起船只导航系统失灵，所以必须沿着海岸行进才能搞明白具体的方位。两个人都明白，必须驶离风暴，才能保证整艘船和全体船员的安全，乔纳斯当仁不让地命令政委：我全权负责，只有我的命令在船上才有效！
夜间十一点，当暴风雨逐渐停歇之后，船员们发现前方出现一座灯塔，不过这并不是克莱佩达的灯塔。船长命令抛下一个锚去，并发射红白蓝三色信号弹——意思是通知港口上的人，这艘船需要帮助。所有31名船员受命穿好制服，交出武器，然后船长指示唯一的立陶宛籍船员朱杰斯（Jurgis Kryuskas）放下救生艇，发给他两把手枪——船长的和政委的。船长的命令是这样的：如果出现任何意外，开枪打死船长。乔纳斯两个人乘救生艇一起驶向大约一公里外的海岸，而大受震惊的政委竟然同意了。出发前船长站在海浪上的小艇中给了海员们一个更加令人吃惊的建议：“这是瑞典，我要留下来，我建议你们也这样做。”
夜色中，救生艇到达瑞典陡峭的海岸边，乔纳斯一上岸就跑起来。要么他哄骗了同样年轻的立陶宛水手朱杰斯，要么他策反了朱杰斯。朱杰斯后来回忆说，“我们被两个瑞典警卫发现了，他们还带着军犬，由于他们不会说俄语，我和船长被带到灯塔的警卫室。不久之后，翻译来了，乔纳斯船长被带到单独的一个房间里，他们说了什么我就不知道了。乔纳斯之后又问我要不要留在瑞典，我拒绝了。我不明白事情的前因后果，我不想被世界分散注意力。”
瑞典军方的人让拒绝留下的朱杰斯回到小艇上，驾艇返回斯莫尔尼号，而受质疑的船长宣称他长久以来就计划逃离苏联，因为他不想一直生活在谎言之中。船长申请瑞典的政治庇护。当斯莫尔尼号上的船员们得知船长真的要留在瑞典时，引起了不小的骚动。最后总工程师Mychalyk决定推迟作出决定，静观其变，等天亮再说。
第二天，三艘瑞典军舰开始对港口进行大规模拦截，阻止不相干的船只入港。同一天，苏联驻斯德哥尔摩的领事和武官都赶到了哥特兰岛。武官尼科尔斯基（V.Nikolskis）后来在回忆录中提到，瑞典人曾经要求斯莫尔尼号主动离开瑞典水域，停在波罗的海国际中立水域，否则瑞典人会用拖船把斯莫尔尼号拖出去。
事情没有想象的简单，斯莫尔尼号上的指南针被破坏了，所有的导航地图也失效了。没有瑞典人的帮助，斯莫尔尼号哪里也去不了。4月8日，瑞典派出军舰护航，经过14小时把斯莫尔尼号送到了波罗的海中立水域，而等在那里的是苏联海军的驱逐舰。当斯莫尔尼号抵达拉脱维亚的利耶帕亚港时，等待着所有船员的是克格勃的审讯。
同样是4月8日，苏联外交官劝说留在瑞典的乔纳斯返回祖国无果。外交官保证回到国内不会受到任何处罚，不过上尉船长并不为所动：“我要留在瑞典，因为我的祖国没有自由。”船长明白，苏联是建立在谎言之上的，他根本不相信领事官员的信誓旦旦。事实上，就在外交官和他交涉归国的同时，克格勃已经把他的叛逃立案了。
案件的预审历时约四个月，期间有几十名证人受到克格勃讯问，其中有斯莫尔尼号上的船员，也有克莱佩达港的工作人员，还有乔纳斯的亲朋好友。船上指南针和导航图的损毁被认为是叛逃的主要证据，1961年8月29日，乔纳斯被苏联军事法庭缺席判处死刑。克格勃发出的命令是，任何克格勃特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奉命杀死乔纳斯，因为他的叛国行为出卖了苏联的国家机密。对此追杀令真伪，乔纳斯本人一生都深信不疑。
后来发生了什么目前不是很清楚，乔纳斯藏身在瑞典乡下，也许二战时期的立陶宛抵抗组织还帮助过他，否则他无法摆脱苏联特工在欧洲的追捕。一年以后，美国派出间谍飞机，把乔纳斯接去了大西洋彼岸。而在立陶宛的乔纳斯的家人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无缘无故的消失在苏联刚刚占领几年的立陶宛非常罕见。家人曾经一度在自由欧洲电台中听到过乔纳斯的声音。很快，乔纳斯的妹妹尤珍妮娅就收到了克格勃的“邀请”。
后来成为立陶宛著名演员的尤珍妮娅得到了人生第一次表演的机会，虽然她根本不知道哥哥做了什么，她还是在克格勃面前装作无辜。在随后的日子里，只要她发现有克格勃特工跟随她上街，她就尖声惊叫。最后，克格勃通知乔纳斯的家人，他已经叛逃到瑞典了。在乔纳斯叛逃五年之后，尤珍妮娅遇到来维尔纽斯访问的一些立陶宛裔的美国客人，她问他们有没有可能认识某个叫乔纳斯·普拉斯库斯的人。“当然了”，其中一位客人说，“我们在南加州立陶宛朋友们的聚会上遇到过他，他唱的立陶宛民歌真不错，这么年轻的立陶宛裔美国人能在美国有成功的职业真令人刮目相看呢。”听到这些，尤珍妮娅再也没问其他的问题，得知哥哥还活着是令妹妹最为高兴的事情了。
美国中情局派出军用运输机，把乔纳斯转移到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军事基地，特殊的“客人”在这里开始新的生活。在中央情报局总部接受全面聆讯之后，乔纳斯获得了美国的居留许可，随后又有了美国护照，Jonas Pleškys变成了Jonas Plaskus。在中情局的安全屋里，乔纳斯继续与美国情报人员进行沟通。中情局深入讯问的主要目的在于确认乔纳斯真是叛逃西方，而不是克格勃派出的特洛伊木马。
乔纳斯的经历至今还裹在历史的迷雾之中。在弗吉尼亚州的麦克莱恩（Mclean），中情局花五年时间讯问乔纳斯关于苏联核潜艇的方方面面，之后帮他在西雅图的海事学院找了一份教职。乔纳斯后来在斯坦福大学读书、教书，还在洛杉矶的某计算机公司供职。他还有九年时间藏身在中美洲和南美洲的深山里，最后中情局把乔纳斯安排在加州奥克兰的一间IT公司里担任管理岗。据乔纳斯自己讲，在拉丁美洲和玛雅人待在一起的时间是他最幸福的时光。在危地马拉，乔纳斯娶了一位西班牙裔女子，育有一女。
由于其特殊的身份，乔纳斯不能拥有常人的正常生活。不断的变换住所是家常便饭，如果中情局发现克格勃试图靠近乔纳斯，他就会被转移，甚至被藏起来。从1972年到1973年，他在美国国际开发署工作，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人道主义和其他援助。危地马拉、哥斯达黎加、秘鲁、玻利维亚、巴西、墨西哥，这些国家乔纳斯前前后后都待过。1986年他终于返回美国，在加州奥克兰定居。
在汤姆·克兰西动手撰写《猎杀红色十月号》之前，乔纳斯和克兰西来往了两年多。毫无疑问，乔纳斯的这一社交活动是中情局默许的。正是这一友谊，让克兰西了解了大量苏联潜艇的技术细节，两个人还草拟了舰长马尔科·拉米斯上校的人物形象。当然，克兰西的小说和其他的小说一样，宣称书中的一切都是杜撰的，并且克兰西也不能在书中向乔纳斯致谢。小说1982年出版，几年之后被好莱坞改编为同名电影，当尤珍妮娅看到电影后，她吃惊地认为影片中的舰长就是他的哥哥，他们有着一样的性格，沉默而又刚毅。
在加州奥克兰爱丽丝街上的家中，乔纳斯每天凌晨4:30都会打开一台高级短波收音机，收听莫斯科方面的播音。在立陶宛1990年3月11日宣布脱离苏联独立之后的日子里，有的时候乔纳斯欢欣鼓舞，而当苏军的坦克又一次在维尔纽斯的大街上碾过手无寸铁的抗议人群时，他又陷入深深的沮丧。他自己的传奇生活在1991年有了变故，当年他被查出患有脑瘤，这也许是早年在苏联核潜艇上受到辐射造成的损伤。1992年春天，乔纳斯认为是时候回祖国看看了。他从美国先飞到斯堪的纳维亚，然后取道拉脱维亚的里加（Riga），最后抵达立陶宛。苏联在前一个冬天已经崩溃，不过苏联的特工们仍然活动在各处，苏联的军队仍然驻扎在立陶宛的国土上。乔纳斯很清楚，他当年的缺席死刑判决依然有效，除了家人和朋友，在立陶宛他并没有见其他的人。
自知病入膏肓的乔纳斯并不害怕失去什么，他非常想念故乡。“我只是想在故乡的土地上走一走，在我小时候奔跑的草地上再跑一跑。”在祖国，乔纳斯见到了多年未见的兄弟姐妹，他喟叹“非常遗憾我病了，否则我还可以帮助立陶宛。”当乔纳斯离开祖国的时候，他知道这是永别了。临别之际，他请妹妹尤珍妮娅把他的骨灰有朝一日带回埋入家族墓园之中。回到美国之后，乔纳斯的健康开始显着恶化。1993年初，他仍然设法前往危地马拉与他的女儿见面。4月14日，有着传奇人生的乔纳斯·普拉斯库斯在奥克兰的家中离开了人世。
为什么在几十年间中情局一直掩护乔纳斯，不断变换工作，变换住处，躲避克格勃的追杀？没有人知道，乔纳斯本人也未必知晓，中情局的相关文件仍然没有解密。
本文参考了维基百科以及其他相关网站，例如：https://www.lzinios.lt/lzinios/Istorija/ieskojes-laisves-svyturio2/76254
http://www.draugas.org/news/the-man-from-red-october-jonas-pleskys/
有一本纪实的书籍讲述了乔纳斯的故事：“Search for freedom: the man from Red October”，作者是Marijona Venslauskaitė Boyle，谷歌图书有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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