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应明白各种人为义利所激发的情感如何各不相同。”
写小说应看一大堆好作品,而且还应当知道如何去看,方能明白,方能写。上面说的是我的主观设想。上面说的是我的主观设想。至于“理论”或“指南”“作法”一类书,我认为并无多大用处。这些书我就大半看不懂。我总不明白写这些书的人,在那里说些什么话。若照他们说的方法来写小说,许多作者一年中恐怕不容易写两个像样短篇了。“小说原理”“小说作法”那是上讲堂用的东西,至于一个作家却只应看一堆作品,作无数次试验,从种种失败上找经验,慢慢的完成他那个工作。他应当在书本上学懂如何安排故事使用文字,却另外在人事上学明白人事。
每人因环境不同,欢喜与憎恶多不相同。同一环境中人,又会因体质不一,爱憎也不一样。有张值洋一千元的钞票,掉在地下,我见了也许拾起来交给警察,你拾起来也许会捐给慈善机关,但被一个商人拾去呢?被一个划船水手拾去呢?被一个妓女拾去呢?你知道,用处不会相同的。男女恋爱也如此,男女事在每一个人解释下都成为一种新的意义。作战也如此,每个军人上战场时感情各不相同。
作家从这方面应学的,是每一件事各以身份性别而产生的差别。简单说来就是“求差”。应明白各种人为义利所激发的情感如何各不相同。又警如胖一点的人脾气常常很好,超过限度且易中风,瘦人能够跑路,神经敏锐。广东人爱吃蛇肉,四川人爱吃辣椒,北方人赶骆驼的也穿皮衣,四月间房子里还生火,河南、河北乡村妇女如今还有缠足的,这又是某一地方多数人相同的,这是“求同”。求同知道人的类型,求差知道人的特性。我们能了解什么事有他的“类型”,凡属这事通相去不远。又知道什么事有他的“特性”,凡属个人皆无法强同。这些琐细知识越丰富,写文章也就容易下笔了。知道的太少,那写出来的就常不对。
好作品照例使这看来很对,很近人情,很合式。一个好作品上的人物常使人发生亲近感觉。正因为他的爱憎,他的声音笑貌都是一个活人。这活人由作者创造,作者可以大胆自由来创造,创造他的人格与性情,第一条件,是安排得对。他可以把工人角色写得性格极强,嗜好正当,人品高贵,即或他并不见到这样一个工人,只要写得对就成。但他如果写个工人有三妻六妾,会作诗,每天又作什么什么,就不对了。把身份、性情、忧乐安排得恰当合理,这作品文字又很美,很有力,便可以希望成为一个好作品。
3
“我们谁都缺少死亡的经验,然而也可以写出死亡的一切。”
不过有些人既不能看一大堆书,又不能各处跑,弄不明白人事中的差别或类型,也说不出这种差别或类型,是不是可以写得出好作品?换一个说法,就是假使你这时住在南洋,所见所闻总不能越出南洋天地以外,可读的书又仅仅几十本,是不是还可希望写几个大作品?据我想来也仍然办得到。
经验世界原有两种方式,一是身临其境,一是思想散步。我们活到二十世纪,正不妨写十五世纪的历史小说。我们谁都缺少死亡的经验,然而也可以写出死亡的一切。写牢狱生活的不一定亲自入狱,写恋爱的也不必须亲自恋爱。虽然这举例不大与上面要说的相合,譬如这时要你写北平,恐怕多半写不对。但你不妨就“特点”下笔。你不妨写你身临其境所见所闻的南洋一切。你身边只有《红楼梦》一部,就记熟他的文字,用那点文字写南洋。你好好的去理解南洋的社会组织、丧庆仪式、人民观念与信仰、上层与下层的一切,懂得多而且透彻,就这种特殊风光作背景,再注入适当的想象,自然可以写得出很动人故事的。你若相信用破笔败色在南洋可以画成许多好画,就不妨同样试来用自已能够使用的文字,以南洋为中心写点东西。
当前自然不免会发生一种困难,便是作品不容易使人接受的困难,这就全看你魄力来了。你有魄力同毅力,故事安置的很得体,观察又十分透彻,写它时又亲切而近人情,一切困难不足妨碍你作品的成就。(我们读一百年前的俄国小说,作品中人物还如同贴在自己生活上,可以证明,只要写得好,经过一次或两次翻译也仍然能接受的。)你对于这种工作有信心,不怕失败,总会有成就的。
我们作人照例受习惯所支配,服从惰性过日子。把观念弄对了,向好也可以养成一种向好的情性。觉得自己要去做,相信自己做得到,把精力全部搁在这件工作上,征服一切并不十分困难,何况提起笔来写两个短篇小说?
————摘自沈从文《写作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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