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抄——赵树理

1.君子如水，随方就圆，无处不自在，择一人而白头，择一城而终老。

2.《红楼梦》是中国小说写情爱的一个“大观园”，其中“红楼二尤”的故事是红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剧作家反复演绎的一个题材。尤二姐、尤三姐姐妹寄居宁国府，每日里看别人的眉高眼低过日子。二姐性格柔顺，懂得规矩，也就规规矩矩地嫁给贾琏当二房，最后被爱吃醋的王熙凤折腾死了。三姐性格泼辣，每日里混迹于贾琏、贾蓉的调笑戏谑之间打发青春的勃发与寂寞。后来，机缘巧合，爱上了走江湖的戏子柳湘莲。柳湘莲开始也倾心于尤三姐的，还送了三姐鸳鸯宝剑当定情礼物。再后来，他知道了宁国府除了“门口的两个石狮子是干净的”，其他都很污秽，就提出退婚。三姐失爱，用情郎送的鸳鸯剑抹了脖子，了结了这段相思。书中文字读起来让人肝胆欲摧，读者往往以此生出许多感慨和假设：尤三姐性子太过于刚烈了，好事不谐，慢慢沟通，怎么就火急火燎地抹了脖子?怎么就不能面见柳湘莲，陈情自己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本质呢?问题是尤三姐不是荷花，只是开放于吃人礼教社会里的一朵野菊花，虽野性坚定，终也逃不过被雨打风吹去的命运。《红楼梦》是一部悲剧小说，四大家族如此，个人命运也莫不如此。如果存在为尤三姐澄清个人名誉的叙事空间，也就不是真正的悲剧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洁身自好只能沦为另一个“尤二姐”，而用自己身体做离经叛道的生命叙写，只能是最早爱情觉醒者,，最原始也最无奈的命运选择。智英祥或小芹的性格决定了她们只能是这一种抗争型人格。——《月满西楼：赵树理作品中的沁河风情》

3.赵树理的一支笔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没有要死要活地让人们看起来轰轰烈烈的爱情，但仔细品味，那一种情愫像拔节时的玉米，在一场秋雨后散发的芬芳若有若无，沁人心脾。——《月满西楼：赵树理作品中的沁河风情》

4.山里头的岁月就是这样悠然和漫长，在夏夜里听着虫的鸣叫，吹着山风，或者在冬天的长长的夜里，听着雪花落地的声音，让炉火把青春的脸蛋映得通红。——《月满西楼：赵树理作品中的沁河风情》

5.中国人对于读书人的崇拜深入骨髓，中国戏曲是对中国人灵魂的总结和梗概，人们对戏曲叙事的程式化又有一个概括：公子落难，小姐赠金，金榜题名，皇帝赐婚。“金榜题名”说的是读书人“学而优则仕”。前文提及《西厢记》里崔莺莺投怀送抱，投送的是读书人张珙的怀抱，张珙后来金榜题名，抱得美人归。——《月满西楼：赵树理作品中的沁河风情》

6.银花前几年看戏，只是小孩子看热闹，后来大了几岁，慢慢看出点意思来——倒不是懂戏；看见自己的男人打扮起来比谁都漂亮——每逢庙里唱自己村里的自乐班，不管怎么忙，总想去看看，嫌怕娘说，只看到福贵下了台就回来了。有一次福贵一直唱到末一场，她回来误了吃饭，娘骂了一顿，她背地里只是哭。别人不留意，福贵在台上却看出他的心事来，因此误了饭也不怪她，只悄悄地跟她说了一句“不能早些回来”。——赵树理《福贵》

7.都说赵树理不善于写爱情，小二黑和小芹也就钻了一次烧砖窑，倒被“拿了双”，这是因为赵树理的心思不在恋爱而在婚姻。乡村的爱情沾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充斥着作家的生活，一旦需要，就像山泉一样汩汩而出了。细细品味这一段，乡村少男少女的情愫历历在目：银花看戏只为看男人一眼，福贵在台上唱戏，却留意台下银花的举动，以至于“在台上却看出她的心事来”。银花挨了娘的骂，福贵只“悄悄地跟她说一句‘不能早些回来’”。 《红楼梦》里宝玉挨打的那个桥段，黛玉就幽幽地说过一句“你可都改了吧”，何其相似。《红楼梦》是给才子佳人看的，里头的美总能被发现并且说出来，赵树理的小说是给下里巴人看的，光是觉得对胃口，这字里行间的魅力，就总结不出来。

8.读四师时，拿回《阿Q正传》读给乡邻听，没人共鸣。那就自己写农民吧。他在这里创作了第一篇反映农民民生活的小说《金字》。这是一篇不足三千字的小小说，十分具有批判精神。他颇为得意地念给乘凉的农民听，农民还是不买账。

    他们还是把小说中的“我”和赵树理本人分不清。莫言写《红高梁》开篇就写“我父亲是一个土匪种”，他父亲不生气，还颇为内行地给别人解释。赵树理运气就没这么好，老百姓对他用第一人称讲别人的故事，觉得怪怪的。倒叙和插叙是小学生学写作时都要练的，农民们一听也觉得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产方式让农民形成了按老规矩——也就是按时间来的线性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文坛上许多文学家追逐文学潮流,常感叹世人水平太差,读不懂自己。宁可让作品藏之名山，传于后世。赵树理做不到，他很纳闷，自己写得不够好吗？他不甘心，拿新文学当中的优秀作品给他们念，他们也不听。他又拿《三侠五义》、《水浒传》念，农民们一个个听得茶饭不思、欲罢不能。这可以看作文学界很有特点的写作经验吧?先做实验，眼见为实，然后挑选出最合适的运作方法，农民种地就是这种方法。这次写《金字》带给赵树理的不仅是文学艺术水平上的飞跃，也给他的文学观念带来了冲击。“新文学的内容固然是进步的，但形式却不为劳动人民所喜闻乐见。”新文学的圈子小得可怜,高得难攀,它们似乎是一种只在知识分子和文艺爱好者、写作者之间交换传阅的“交换文学”。这是现代文学理论家对于赵树理当时想法的摹写。其实，先锋性的文学探索固然是文学发展的必须，为当下时代人写作也是文学应该担负的社会道义。赵树理选择了后者。

9.  “乐户”登记在籍，以区别普通平民，似起于前清。在籍以后，家人不参加科举考试，礼仪场合不得与他人平起平坐，不得与非籍人士通婚。据载，乐户在籍于雍正十三年废除，但是太行山礼俗自闭，1998年笔者在平顺县采访，尚有自称祖上是乐户的人家，保存着从清代流传下来的戏箱、戏服。在“福贵”的时代，歧视乐户更普遍。

10.赵树理以写问题小说自况，他的写作紧跟着时代和政治，但绝不是一味地在时代和政治的旗帜下高歌，他以自己深厚的农村生活经验，为时代和政治展望着未来，也守护着底线。仅仅是一个村庄的权力，就能让陈小元腐化堕落到如此的地步，其警钟作用，不是长鸣至今吗?

11.有观点认为：老舍通俗文艺理论和创作都是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的产物，有不少人认为它是因临时的要为革命中既定的政策而写，谈不上艺术价值，也谈不到永远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