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钦,甘肃崇信人,教授,画家。曾在北京、兰州、西安、香港和韩国首尔等地举办个展和联展。 出版《李志钦画集》等画集3部,另出版《黄河彩陶纹饰鉴赏》专著。曾在《美术》《美术观察》《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美术报》等报刊发表论文和画作。作品被多家专业机构及众多国内外人士收藏。
虽然经历了许多波折,但我最终还是来到了北京。进修班分为国画和油画两个班,各15名学员,来自全国各地,几乎都是通过熟人关系介绍来的。那时北京市只有中央美术学院和首都师范学院(现更名首都师范大学,美术系晋升美术学院)设进修班。正逢85美术新潮前后,思想学术十分活跃。我们除了正常上课外,还和本科生一道,参加每两个星期举办一次的学术讲座。讲座邀请国内外的专家报告,记得上海的贺友直讲过连环画。中央美院的卢沉、郭怡综、李少文以及其它院校的浦国昌、刘汉等也做过专业报告。
我们国画班的重点是人物、山水和花鸟三科。此外还有胡明哲老师主讲的素描人体课。胡老师后来调入中央美院任教。进修班学员来自全国各地,每个人在京都有认识的老师。每逢周末課余,志趣相投的同学互相串联,去拜访熟知的老师。我在早先已经熟识的贾浩义、王文芳老师外,又通过同学认识了史国良、王明明、周思聪、贾又福、杨达林、孙克等诸师。
在进修期间,新认识的老师中,我接触最多的是史国良老师。他是黄胄的得意门生,当时在全国小有名气,全国拜访他的学生很多,他是性情中人,经常变换工作室。我和东北的进修生吕立纯每到他的工作室,他都会说:“这是我新租的画室,只有你们两人知道,千万别告诉别人。”事实上时间不长,大家都知道了他的新居处。
我和吕立纯常跟史老师去北京的火车站画速写。那时他在魏公村的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任教,家就在校园内。我们也常去军艺听他的课,和军艺的学生一块画模特写生。他也同时是周思聪的学生,一次他请周思聪来讲课,通知我们去,周老师讲课示范结束后,史老师拿了一把扇子请周老师画,周老师画完扇面后,提款非常有趣:“思聪挥汗为国良除汗。”那是炎热的7月夏天,讲座完后史老师买了几个大西瓜,我们一块吃了。
与史国良先生 北京中国美术馆 1999年史国良老师暑假要到陕北写生去,刚好我进修一年结束了,把行李寄放到史老师家里,并在他家里住了几天。史老师带我及他的一个学生,踏上了陕北佳县志丹等地的写生征程。陕北天热,史老师和其学生都剃了光头,我长发留成了习惯,不愿意剃,于是他俩硬是摁住,把我也剃成了光头。师徒三人,走到哪里,都是一道风景线,好像三个苦行僧。
史国良先老师为了给我俩省钱,有时晚上带头睡在浴池或火车站候车室。在陕北写生期间,每遇到寺院庙宇,史老师都要烧香磕头,人们都说史老师面似罗汉。他后来果有一段削发为僧的经历,大概是因缘注定的事情。我们写生近一个月,后来史老师带他的学生去西安考察名胜古迹,我则去陕北米脂镇川看望岳父岳母,这是我婚后第一次去岳父母家。两位老人都很高兴,没想到第二年岳母病逝,尘寿56岁。现在想起,依旧唏嘘不已。
在京进修期间,贾浩义老师而外,拜访王文芳老师也多。他独身而且对学生奇好,学生们都很愿意到他那里去。我和宁夏画院的梁永贵(当时跟王明明老师学人物画)经常去看王老师,每次他都会请我俩吃饭,他说是周未改善生活,不吃还不行。毕业时我俩请他吃饭,把菜点好,已经上到桌上了,他却掏出钱让我们接过去,如果不接,他立马走人,我们只好恭敬不如从命。前几年我和张树兴一起去看望王老师,他拿出1万元钱,要给我俩,还说我们卖画不容易。这次我们坚辞了王老师的好意。
王老师对学生的关爱一以贯之,终其一生。全国各地众多的学生有口皆碑。他一生扑在绘画中,不考虑自已的婚姻大事。有次我和梁永贵在他的画室,请他指导我们的作业。王老师说赶紧看完,锁门走人,等会儿有人领着姑娘来,要给他介绍对象。我俩一听大乐,找各种理由拖延时间,不一会儿,果然有人领着姑娘来,我俩立即起身,想要告退,王老师坚决不让我俩走。来人等了许久,不见回应,只好先行告退。为了绘画事业,独身一辈子,这是常人做不到的事情,可钦可敬!
与王文芳先生 北京 1985年在进修快结束的几个月里,我和梁永贵各买了册页,请老师们惠赐墨宝作为纪念。经王明明老师介绍,我们到中央美院家属楼,请周思聪老师作画。在她的画室里看到册页码了好几摞、墙上贴着的单子上写满了人名,都是熟人介绍的应酬任务。她说最近很忙,揽下的应酬画都未兑现,叫我俩先放下册页,有空再画。一个月后,我再去她家,周老师不在,只有女儿在家,我还要请其他老师作画,就把册页拿走了。
我请中央美院的贾又福老师画册页。贾老师也很忙,册页放了近一个月。我即将离开北京时去贾老师家,他因忙还未动笔。我说结业要回甘肃,只好拿走册页了。贾老师听完,坚持要给我画,碰巧那晚停电,贾老师夫人点了4根蜡烛用盘子端着,贾老师用积墨法画一幅作品,天气炎热,老师汗流浃背。我看着实在于心不忍,希望老师草草画完算了,但老师画了将近一个钟头才完成。作画完毕,老师的夫人开了大西瓜,招呼大家吃。我去的时候,只拿着5元钱买的两瓶水果罐头,但老师并不介意,艺术大家的纯朴和真诚,通过一件小事显露无遗。
贾浩义老师不仅给我画了册页的最后三面,而且请齐白石的关门弟子、北京画院画家橐也先生给我画了册页,并题鉴了册页封面。当时我请贾老师题了就行,无须另找他人。贾老师说橐也老师名气大,而且是齐白石的弟子,封面题鉴可以带来好运气。老师对我的殷切期许和无限关怀,尽在这些细节安排里。今生今世,我没齿不敢忘记。
师母和两个孩子都是农村户口,口粮常不够吃。贾老师经常外出写生缺少粮票。我进京进修时给过贾老师50斤通用粮票。在京期间常去朝阳区五圣庙家里,请贾老师看作业提意见,贾老师不厌其烦,谆谆教诲,有时还动手修改。每次去必留着吃饭。贾老师说我有口福,每次到他家,赶上的都是好饭菜。
与贾浩义先生 北京中国美术馆 1999年除了上述各位先生外,还有一些老师不能不提。一位是上国画山水课的王心昌老师。王老师命运多舛。反右前他是大学学生,班上同学怕影响学习,没人愿做团支书工作。他建议按座位先后轮流担任。反右运动开始后,有人说他攻击党,鼓吹轮流执政,被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时被专政下放农村,劳动改造,娶了农村妻子,生了3个孩子,全家5口人一年的花销80元。他生活极端清贫,棉裤两用,冬天塞上棉花挡寒,春天抽掉棉花当单衣。他白天正常劳动,后半夜还要赶着马车,拉着粪桶,在北京城里挨家挨户便池里用长勺掏粪,天亮前出北京城赶回郊区村里。掏粪的活,他真正干了3年多。落实政策后他回到了本校任教,夫人和孩子还是农村户口,住在北京郊区,而他形单影孤,独住学校单身宿舍。我和他很投机,谈得来,经常到他宿舍论画谈艺,他也同情并支持我自费进修。王老师给我画了好几幅作品,我只在学生食堂请他吃过几次便饭。
另一位是王一民老师。他曾经说不能照搬苏联的美术教学模式,他还认为西方的油画要比苏联的油画好太多,因此他以反对苏联老大哥的罪名被打成右派,下放农村劳动,落实政策后回到母校任教。他是吴冠中的学生,给我们国画进修班上大写意人物课,他重笔墨形式轻人物造型。许多学员不理解这种艺术观点,上课的人较少。他原籍陕西,口音与我相似,对我很看重。他相信即使现在大家不理解,过些年学生们总会懂得,国画人物重在笔墨造形而不是结构造型。他看着我说:“我的课你要好好听。至于造型写生,回去有的是好模特。”因此我坚持天天听他的课直到结束。
与王明明先生在其画室 北京 1985年后来我在北京建立了艺术工作室。稳定下来之后,我去北京师院看望曾经教我的老师,才知道王心昌和王一民两位老师,都已病故,心中非常难受。这些才华横溢的人物,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短暂的生命就像流星划过天际。我在悲伤的同时,为自己曾经亲眼目睹过他们的耀眼光辉而深感幸运。
北京进修一年,我遇到了诸多先生。他们命运不同,个性迥异,各擅所长,各有成就。但他们有共同的特征,那就是横溢的才华,充沛的激情和创造力。最要紧的是,他们都有悲天怜人的胸襟和高贵的人品。他们使我明白了艺术的真谛:人性是艺术的动力和根据;人的品质就是艺术的品质。毫不夸张地说,一年的进修经历,拓展了我的美学视野,提高了我的绘画水平,打下了我一生艺术生涯的基础,是我登堂入室,进入艺术殿堂的真正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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