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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从黎明到黄昏》
当时的作家 —— 以诗人为主 —— 写作是为了供朋友或宫廷欣赏，不然就是进行道德说教，希望能拯救堕落的人，可能也希望创作出传世之作。
业余作家也仍然存在，尤其是贵族的业余作家。他们必须摆出漫不经心的样子，似乎凭贵族的高贵血液便可以轻而易举地抛出十四行诗和牧歌。拜伦勋爵是这一类人中最后的一位，当然他所抛出的果子比十四行诗要大得多。诗人和音乐家都还不能靠出版作品来谋生。当时还没有代理人、编辑、版权、再版权这一套现代的复杂机构，虽然类似版权的东西已经开始形成，比如，得到“皇家特许”后，就有了通常是长达 10 年（＜ 130 ）的印刷和销售作品的专有权。这种安排也便于审查。
在近代早期，著作权、出版制度以及其他艺术的类似体制都只有一个很原始的轮廓。但是，从寻求赞助转为在法律保护下向公众出售作品，以及从政府和基金会那里每年申请资助，这种做法并未使艺术家和有执照的专业人员一样，只凭执照和才能就能过上像样的生活。
现代人默读和单独阅读的习惯当时还不普遍，更不用说在床上阅读了，这需要暖气和明亮的灯光。在史诗故事中，翻新老故事的方法最能吸引读者。当时的人和我们不同，他们的思想还没有接触大量不同形式的娱乐，因此不能接受完全不同的或者是非传统的内容。这些意大利史诗中不断穿插进别的故事和插曲，这种做法以及冗长的议论非但没有破坏诗歌的效果，反而加强了效果。
很难确知某一部经典著作为什么会失去光彩。塔索和阿里奥斯托的影响退回到他们国界之内的时候，正值西方发现德意志文化之际。有文化的人都要学德文，有可能的话访问德意志。但这个时间上的联系可能只是巧合而已。更说得通的解释是塔索和他的前辈们的长处在于文学，而不是哲理或道德。他们的作品从来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翻译，而但丁由于有一套思想体系，因此不断引诱着外国人去翻译他的作品。
我们所生活的这 500 年中，主导体裁的先后顺序是与个人走向平等的趋势并行的，它们的顺序是：史诗、悲剧、表达自我的抒情诗歌和批评生活的小说和剧本。也就是说，从整个民族的英雄走向悲剧的伟大英雄，然后是普通人的英雄，最后是反英雄。
教堂的仪式向来是用音乐来强化虔诚情绪的。这些仪式为了更加适应音乐的表达而作了改革。长期以来，作曲家一直把弥撒看作是举办音乐会的好机会，经调整后，各部音乐和歌词完全配合起来了，而且特别注意不能在一个词的中间断音，也不能歪曲重音。
攻击复调音乐的人最终取得了胜利。他们要改造的不仅是宫廷中优雅的戏剧形式的音乐，还包括上述公共活动中的复调音乐。歌词清晰度的加强有利于节日的庆祝。歌词作者支持复调音乐的反对派，因为他们本身的作用也发生了变化。打个形象的比喻，他们丢掉了里拉琴。过去的吟游诗人自弹自唱，若有伴奏，也只是一两个人为他伴奏，内容完全是他自己创作的。今天的流行乐、摇滚乐和说唱乐等爆发性的音乐又恢复了这种现象。只作词的新诗人渴望自己的作品得到演唱。当他们的诗谱上曲之后，他们要求歌词的美能得到欣赏，因此他们不想要复调。
意大利的音乐家充分意识到他们开辟了新领域。他们发表的作品扉页上都有新音乐或类似的词语。另外还有件可能与此相关的怪事：在当时西方文化中心的里昂，一个专门出版音乐作品的印刷商出版了一部著名的新风格作品，题为“欢乐的音乐”。
需要再次指出，并不是所有的新事物都迅速被普遍接受。有些风格和用法慢慢地消亡了，复调却是摧毁不了的。诗人音乐家和音乐家诗人都生存了下来，尤其是那些非专业的人，他们要么用他们的双重才能创作出卓越的作品，像英国人托马斯 · 坎皮恩，要么使自己成为一架创作机器，像德国的鞋匠汉斯 · 萨克斯，他的作品成批地快速涌现，有 4275 首歌、 1700 首诗、 208 个剧本。
看看穿插在莎士比亚剧中的歌曲，就知道文艺复兴时代的诗人有多大的创作自由。无论他们是否想好要用什么曲调，他们已经从中世纪那种专门用来配曲的分节诗形式中解放出来了。结果，充满激情的诗歌大量涌现，英国和法国的作品尤其精湛。
亚里士多德究竟是怎么说的呢？他认为，悲剧必须表现出主人公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意义。剧本的重点是行动和剧情，而不是卷入其中的人物。为了加强效果，行动必须是单一的，直截了当的，不能情节中套情节。对于后来的理论家来说，这是三一律的头一条。
在文学以外的艺术领域中，专门的职业批评家直到 18 世纪中期才出现。在那之前，同行之间有时会进行一定的批评，当一种风格引起争议时，业余爱好者或支持某个艺术家的记者也会出来助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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