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信洛阳】千年帝都“中国梦”

【自信洛阳】千年帝都“中国梦” 【自信洛阳】千年帝都“中国梦”

作者：任德成  周健  张正良  陈旭照

　　“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一座洛阳城，半部中国史。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从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夏朝起，先后有商、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等共13个王朝在此建都，文明史5000年，城市史4000年，建都史1500年，在中国所有古都中建都最早、朝代最多、历史最长。在长达1000多年的时间里，洛阳一直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中国历代400多位帝王中，有上百位曾在洛阳执政。

　　这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宝藏，是“一本最富哲理的教科书”。“鉴史取势”，让这段在世界上举足轻重地位的历史“活”起来，让其中的重要历史人物“动”起来，今人就一定能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变得更睿智、更清醒、更自信，为人类文明做出更大贡献。

　　人类文明进步的“洛阳引擎”

　　在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我们看到了冲天的焰火、瑰丽的画卷、跳跃的活字和金灿灿的司南，它们分别代表着中国的四大发明——火药、造纸术、印刷术和指南针。借助于高科技的声、光、电技术中国再次向世界宣示：“创新是中华民族最鲜明的禀赋。”

　　中国的四大发明是开启人类文明的一把金钥匙，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世界的伟大创造。培根指出，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并由此又引起难以数计的变化来：竟至任何教派、任何帝国、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影响都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马克思也评论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科学技术史专家和汉学家李约瑟，在1943年所著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一书中，完整地提出了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

　　把闪烁的灵光变成人类文明进步的太阳。在世界文明历史的长河中，随处可见洛阳古代先人的身影。这当中，有站在圭表前密切注视着日影的周公；有收集破布、渔网、树皮、麻头等，将它们切断沤煮，再经过漂洗、舂捣等步骤，制出“蔡侯纸”，被美国学者迈克尔·H·哈特在其所著的《历史上最有影响的100人》一书中名列第七的蔡伦；有利用机械原理和齿轮的传动作用制造出指南车的张衡；有创制龙骨水车，将水由低处提到高处进行灌溉的三国时的马钧；有创出“制图六体”，被称为“中国科学制图学之父”的西晋时的司空裴秀……他们在促进人类发展进程中做出了巨大贡献，密布在人类文明浩瀚的科学长空，直到今天依然闪烁着中华民族智慧的光芒。

　　人才，强国之本，竞争之基，转型之要。“战略的机遇”只有与人才这一“第一资源”有机融合，才能产生一种神奇的“化学反应”，中国梦的时代大船才能获得澎湃的“永动力”。放眼世界近代史3次著名的经济追赶：美国对英国的追赶、日本对美国的追赶、韩国对西欧国家的追赶。在3次追赶的背后，成功的秘诀只有一个——实施人才强国战略。

　　让历史的火炬，照亮“人才强国”前进的道路。建武元年(公元25年)十月，东汉光武帝刘秀车驾入洛阳，宣布定都于此，并改“洛阳”为“雒阳”。刘秀认为汉崇火德，“洛”字的三点水不利于其火德，因火遇水则灭，于是把洛去“水”右加“佳”。建武五年，创建了当时世界最大，水平最高，集教学、科研与培训高级干部于一体的太学，并且皇帝经常到太学讲学，明帝常游意经艺，每乡射礼毕，正坐自讲，诸儒并听，四方欣欣。通过考试选拔人才入学，还破格招收有成就的童子。太学人数最多时达3万。

　　培育出了一大批影响古今、震惊中外的泰斗式人物：许慎著《说文解字》，集古今经学训诂之大成，是我国第一部字典；王充著《论衡》，是一部闪耀着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光辉的杰作；班固的学生马融遍注群经，融的弟子郑玄更是聚今古文之大成，为儒学的统治地位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班固编著了中国第一部断代史《汉书》，与《史记》并称为中国两大纪传体史学名著。

　　张衡，“中国的科圣”、东方的亚里士多德，于公元132年，发明了候风地动仪。公元138年，候风地动仪准确测出了千里之外的陇西地震，这标志着人类开始了用仪器记录研究地震的新纪元。而欧洲在1880年才制造出类似的地震仪，比张衡晚了1700多年。1970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用张衡的名字命名月球背面的一个环形山为“张衡山”；1977年，又将太阳系中一颗编号为1802的小行星命名为“张衡星”，把张衡和哥白尼、达尔文、牛顿、伽利略并称。在木制机械方面，张衡也有举世瞩目的创造。他巧妙利用差速齿轮的原理，制造了不论车行方向怎样变换，车上站着的木人的手永远指着南方的指南车和计算行车里程的计里鼓车。1947年，英国科学家王彻斯特在研究了张衡的指南车之后盛赞说：“西方各国最近60年才知道差速齿轮的道理，中国人民在1000多年以前就应用了。”公元117年，他发明了用水力推动运转的大型天文仪器——水运浑天仪，这不仅是最精密的天文仪器，也是世界上钟表的祖先。

　　任何偶然的背后，都隐藏着必然的逻辑。循着这样的逻辑，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这“难以置信”和“不曾想到”之间密不可分的关联。自由是天才的火星。东汉太学最鲜明的特征就是自由研讨，各抒己见。皇帝经常亲自主持博士之间或博士与名儒之间的论辩。光武帝刘秀曾多次“会诸博士论难于前”；章帝更是会诸儒于汉宫白虎观，以问难形式诸经同异，连月乃罢，并命班固总结为《白虎通义》一书。白虎观会议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高规格的学术会议，以其特有的历史价值成为中国倡导学术自由的里程碑。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2013年12月14日，中国嫦娥成功落月，玉兔信步虹湾，松软月壤上第一次留下中国足迹，一个古老民族数千年的太空梦想，写到了更高远的星空，把中华民族非凡的创造力又一次刻在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光辉史册上。从“嫦娥”登月到“蛟龙”探海，从高铁飞驰到科技兴农，近年来，我国一系列创新突破提升了国家实力，也让世界惊叹“创新势头在地理上正向东方回归”。

　　书写中国历史时代的“洛阳变革”

　　人类历史上堪称历史时代的时期，是那些具有贯通的主题、出现巨大历史变化的时期；是激情演绎，将这个主题书写成举世瞩目的国家传奇的时期。

　　中国上下五千年，纵横一万里。放眼五千年的历史长河，有着一千五百年建都史的“洛阳段”，可谓波澜壮阔。

　　洛阳“二里头”，一鸣天下惊。二里头原本是一个洛阳普通村庄的名字，直到50多年前她进入中国考古工作者的视野。随着最早的宫城、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等重大发现，以及大型“四合院”建筑、玉质礼器、各类龙形象文物、白陶和原始瓷的发现，和骨卜的习俗、鼎鬲文化的合流等“中国”元素在此大汇聚，“华夏第一王都”跃然村上。

　　夏朝，开创了由“多元邦国”到“一大统”的王朝，构成了华夏早期文明的主流，确立了以礼乐文化为根本的华夏文明的基质，拉开了中国“国家文明”的序幕，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当今世界既是一个国家的世界，也是一个民族的世界。3000多个民族分布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民族就有民族问题，民族区域自治始终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治文化基因之一。“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实现“大一统”，始终是历代王朝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方略。

　　中国历史上“民族区域自治”的“第一缕阳光”照在了河洛大地。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是商朝的开国君主成汤刻在澡盆上的警词，旨在激励自己自强不息，创新不已。成汤在“浴身”的同时不忘“浴德”，商汤灭夏之后，为了统治九州，把都城设在夏都斟鄩，并对夏后氏贵族依然保存“夏祀”的权力，赢得了亡国的夏后氏上层贵族、夏民的支持。正如《吕氏春秋·慎大览·慎大》所记载的：“汤立为天子，夏民大悦，如得慈亲，朝不易位，农年去畴，商不变肆，亲殷如夏。”在二里头遗址中，也发现在两王朝更替的二里头文化四期，宫殿区仍在使用中，都邑性质的新的大型建筑工程，服务于夏后氏上层贵族的手工业还在继续。这一考古发现更加证实文献《墨子·非攻下》记载，而汤“欲迁其(夏)社，不可”。

　　顺文明潮流、体时代脉动、展历史未来、革故鼎新的北魏孝文帝“汉化”新政。北魏的开国皇帝魏道武帝拓跋珪，占领中原以后，没有采取武力高压政策强迫汉族退回到奴隶社会，而是让中原封建制度继续存在，凡汉族士大夫“诸军门者，无少长，皆引入赐见”，广听意见，尽量采用。任用汉族文人做官，建立封建的政治机构。平城四郊种田人大多来自中原，拓跋珪采取“计口授田”的封建生产方式。北魏实行了约一个世纪“一国两制”的政策，封建制度的优越性在与奴隶制度的和平竞赛中日益明显。

　　从“开天辟地”到“改天换地”。公元471年，孝文帝即位，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九月，“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自此洛阳作为北魏的都城，以“冲破思想观念障碍，突破利益固化藩篱”的勇气，“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的决心，和“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的气魄，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汉化”新政，曲“剑”为“犁”，从根本上改变了北魏的前途命运。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北还，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改胡姓为汉姓。文帝以土为黄中之色、万物之元，故改拓跋氏为元氏。接着，把多字的胡姓一律改为汉姓。断北语，讲汉话。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不仅是废除鲜卑语，而是废除一切非汉语的胡语，一律改说正音，即洛阳官话。禁胡服，改礼俗。孝文帝命尚书李冲和游明根、蒋少游等改制汉人的衣冠，禁穿胡服。对于私著胡服的人，官府要纠察。就连头发的样式也要同于汉人。废除鲜卑人西郊祭天的礼仪，改行汉族皇帝“圜丘祭天，方坛祭地”的仪式，改官制，定律令。孝文帝仿照汉魏官制进行改革，设三师、三公等中央官制，地方设刺史、郡守、县令。首都洛阳置司州，设司州牧。下设河南郡，设尹和丞。郡下设洛阳县，置县令。废除鲜卑法律中一些酷法，实行较为人道的汉法。同时孝文帝还强化了迁都洛阳之前的均田制等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措施，不可逆转地结束了北魏的内忧外患，促进了北方以鲜卑族为中心的民族大融合，消除了民族隔阂，为国家由分裂到统一奠定了基础，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壮丽的北魏史诗。

茫茫九脉流中国，纵横当有凌云笔。面对伟大中国梦的感召，面对深层次矛盾和“成长中的烦恼”，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全面深化改革为主题，擘画改革新蓝图，吹响了改革集结号。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机遇不仅是“时机”，更要能“遇合”，把握和运用机遇的能力决定着机遇的价值。能否抓住机遇，关键在于能否以“变革”的勇气乘势而上，将各种有利条件和因素转化为国家发展的动力。（任德成 周健 张正良 陈旭照）

　  周公解“国家治理”之梦

　　礼为人生赋值、为社会定规、给国家赋形。2015年5月14日下午，在西安古城楼永宁门外，盛唐武士和宫女列队迎接，印度总理莫迪获赠通关文牒和“金钥匙”。永宁门外，莫迪以行进方式体验“下车入帐”“御道前行”“迎宾唱诵”“出城相迎”……再次彰显了中国礼仪之邦的大国风采。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孔子入周问礼”。《孔子家语·观周篇》记载，孔子乘一车二马与南宫敬叔一起去东周洛阳，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历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则，察庙朝之度。当他参观东周明堂，见到周公相成王抱之负斧扆南面以朝诸侯之图，孔子徘徊望之，对侍从说：“此周之所以盛也；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名师出高徒”，这位被康熙皇帝誉为“万世师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的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春秋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成了周公思想的继承者，并将其发扬光大。

　　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中华民族的标志，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为大一统华夏文明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清代学者凌廷堪说过：“上古圣王所以治民者，后世圣贤之所以教民者，一礼字而已。”2000多年前，汉代学者就宣称“中国者，礼仪之国也”。

　　全面发展是硬道理。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公民作为社会和国家的细胞，一言一行，汇聚成大千世界的经纬；爱憎取舍，勾勒出大地山川的色调。如今，发展的列车匆匆驶过精神的站台，现实的变化把人们心灵的地图抛在身外，舌尖上的安全忧虑、贪污腐败、社会信任缺失，甚至连老人摔倒扶不扶都成了问题。发展成就与问题共存、社会进步与弊病并生、社会和谐与精神失衡同在，我们需要确立怎样的价值航向，让亿万人民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

　　我们从遥远的历史中走来，历史已经告诉我们未来的答案。周公名旦，是西周时期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建筑家。周初分封时，周公封鲁而不就，以其长子伯禽代袭父职，而周公则留驻洛阳，与召公共同辅助天子；成王年幼，周公代为摄政，更是忠心耿耿。周公一生主要有五大政绩：辅助武王伐纣灭商；平定殷纣之子武庚和周公弟弟管叔、蔡叔发动的武装叛乱；扶成王摄政当国；营建洛邑成周城；制礼作乐，德化万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周公是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把“明德”作为执政纲领的政治家，并将其化为充满人性的礼乐制度，史称“周公制礼作乐”。“礼”者，天地之序也，是规定天子、诸侯、大夫、士必须遵循的等级制度；“乐”者，天地之和也，规定典礼仪式所使用的乐舞。序，故群物皆别；和，故百物皆化。乐由天作，礼以地制，过制则乱，过作则暴。

　　周朝的礼乐制度使人们在一种礼乐规范中遵循着社会道德和秩序，它不仅维系了周王朝800多年的统治，更是2000多年来古代中国文化主要的理论基础和价值标准。凡经典者皆历久而弥新，历久而弥香。站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的历史起点上，2000多年前周公之“礼”周公之“乐”，也许大多成了“古董”，但周公“无于水鉴，当于民鉴”，“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威)自我民明威”的治国理念，和以“礼”治国的执政方略仍然颇具借鉴价值。

　　礼者，理也。德辉动于内，礼发诸外。周礼把礼分成吉、凶、军、宾、嘉五大类。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五礼的实质，无一不是通过“礼”的形式来表达“敬”的礼者，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

　　周礼有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孝经》用一言以蔽之的口气说道：“礼者，敬而已矣。”《礼记》开卷的第一句话就是“毋不敬”，这是从反面来要求。《礼记》说：“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

　　“德”，是非常抽象的概念，它无形、无色、无声。周公法古开新，化无形于有形，变无声于有声，实现了礼的常态化，融于日常生活。周礼之“礼”，包括礼法和礼义两大部分，礼法即所谓仪式，是礼的物质形式；礼义是礼仪所要表达的思想，是礼的灵魂。礼法与礼义互为依存，德与智长、“化与心成”，惯如自然。甲骨文中的“若”字，是一个人洗完头之后在梳理头发的样子。头发梳理整齐后，还要挽成发髻，插上用骨或者玉做的笄，把它固定住，发髻外面要用一块帛包好，然后再戴上冠，非常讲究。至迟在唐代，政府工作人员有每旬沐浴一次的规定。中国人在传统礼仪中，往往通过“净”来体现尊敬之意……

　　立于“礼”，成于“乐”。有“礼”无“乐”，或者有“乐”无“礼”，都不是理想的社会。《辞源》注释：“时世安乐。”《辞源》的注释不仅有“安”，还有“乐”。在周公之乐中，“乐”是精神快乐，是内心的表现，作用是“和”，即所谓“亲亲”。“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汇集于洛阳的《诗经》里面大多篇章都是表达情感的，既有对恋人的爱情、对祖宗的崇敬，也有对游子的思念，等等，可是，每一篇都能做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对情感的把握非常有理性。经常诵读默念这些诗篇，性情就会潜移默化，归于雅正。

　　仁言不如仁声。如果说鼎构成了西周礼仪制度的灵魂，那么钟则是这种礼仪制度的血肉。今天出土的周代青铜礼乐器，除鼎之外，最多的就是青铜乐钟，世界上其他地区的青铜文明主要表现形式是青铜兵器和工具，而中国古代的青铜器是以礼器和乐器为主的。周王朝希望华夏大地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发出最和谐的音符，君臣上下一起在庙堂上听音乐，就可以达到“莫不和敬”；同族老小一起在乡里听音乐，就可以达到“莫不和顺”；父子兄弟一起在家里听音乐，就会达到“莫不和亲”。后世的儒家孔子对于这种礼乐文明赞赏至极，在听到这样的音乐后，甚至三个月都不知道肉的滋味，称其为尽善尽美。

　　中国梦，被称作“21世纪最激动人心的大事”，不仅是物质财富的积累、制度模式的创新，更是中华文化的弘扬、价值体系的重塑；不仅要书写举世瞩目的“中国故事”，更要铸造打动人心的“中国精神”。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中国梦是时代的梦，也是历史的梦。中国梦是在中国这块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理想之花，5000多年绵延不绝的文明传承滋养、孕育和哺乳，为其提供了最为深厚的历史积淀。

（原载于2015-08-21 洛阳网—洛阳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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