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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我最初的设想，完成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阅读之后，应返回1988年《人民日报》元旦献词的线索，转去读该文提到的另一个重要会议——党的十三大——的相关材料。
但这两个会议之间相距九年，虽然十三大的公报中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大以来的方方面面取得的成就并问题，都总结了一遍，但很多细节还是漏掉了。
就比如，农村改革进展到底如何？改革思路在原先的基础上，有怎样的变化和调整？从中央到地方，从农村到城市，对改革的态度如何？
这些问题的答案必须通过在十二大驻足，才能够理清头绪。十二大与十二届三中在改革的初期阶段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十二大明确了“新时期”的“总任务”；从十二届三中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始，改革的主战场渐渐从农村转向城市。
这些内容一读起来，写作的进度就没办法保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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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先说农村改革的事情，下一篇我们再回到十二大与十二届三中全会的文本中去。
1978-1984年间，农村改革收获了非常显著的成效，但其过程并非一马平川。
“包产到户还是社会主义吗？”“是前进，还是倒退？”思想上的包袱想甩掉并不容易，除了依靠中央解放思想，更重要的还是靠实践检验。农村改革取得的显著成就促进了农村改革的持续，还坚定了其他领域改革的决心。
这一时期农村改革的步子迈得很快。从1979年初到1983年底，政策面从“不允许承包到户”到“承包到户被例外允许”，再到“承包到户小范围允许”，最终到“承包到户全面推广、法律不允许土地流转”完成了非常大的调整。家庭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的全面铺开意味着人民公社的全面解体，一荣一枯。
结合具体数字来看，1980年11月初，全国范围内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比例为15%。到了1983年底，实行包产到户的比例为94.5%。（韩俊：《中国经济改革30年-农村经济卷(1978-2008) 》）
新的政策环境下，农民的生产热情得到空前的释放。1978-1984年，我国粮食总产量从3.05亿吨增长至4.07亿吨；棉花从217万吨上升到626万吨；油料从522万吨上升到1,191万吨；农村收入年增长率达15.1%。（韩俊：《中国经济改革30年-农村经济卷(1978-2008) 》、公开资料）
俗话说，“打蛇打七寸”。改革第一枪在农村打响，从顺序上说自然而正确。
第一，民以食为天。那个年代的人都饿过肚子，吃不饱是常态。改革从农村破局，让大家能够吃饱甚至吃好，想来大多数人不会提出异议。
第二，从人口结构来看。当时的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高，让农民获得实惠，就是让大多数人获得实惠，所以农村改革容易推进下去。
如果这个逻辑经得起推敲，那么它似乎也多多少少能够回答今天“改革难”的问题。
随着改革走到“深水区”，利益与诉求多元化越来越突出。过去的问题如果可以简单地划归为“农村与城市之间的问题”，那么今天，这个问题依然存在的同时，还有其他不同社会结构之间的对立。
欲推动当下的改革，必须建立在“最广泛的”群众基础之上。在今天如此割裂的社会背景下，这个基础到底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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