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暴君：莎士比亚论政治》一书中看到一条注释，引自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父亲亨利八世统治时期，法律规定将统治者称为暴君是叛国行为。根据当时的法律说：“以富有表现力的文字发表造谣和恶意的言论，宣称国王是教会分裂者、暴君、异教徒或篡夺王位者，都是叛国行为”。对这种罪行的惩罚是死刑。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这条法律依然适用。威廉·莎士比亚正是活跃在这个时期。1590年到1613年是莎士比亚创作的黄金时代。莎士比亚早期的剧本主要是喜剧和历史剧，到了1608年后主要创作悲剧，在他的人生最后阶段，他开始创作悲喜剧，又称传奇剧。
在莎士比亚的剧本中，暴君不少，他是怎样做到既完成创作又规避了法律风险的问题呢？以及在莎士比亚笔下，暴君是个什么样子呢？斯宾莎·格林布拉特在《论暴君：莎士比亚论政治》一书中讲述的正是这样一个故事。格林布拉特在此书开篇就抛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从1590年代早期他职业生涯开始直到结束，莎士比亚一再努力试图解决一个令人深感不安的问题：一个国家怎么可能落入暴君之手？
就像调查罪案必然要回到罪案现场，回答这个问题，还是要从莎士比亚创作的剧本中寻找。从莎士比亚身处的时代寻找。严刑峻法在前，莎士比亚如何在法律的空隙中穿行而过呢？对此，斯宾莎·格林布拉特指出：
“当时的人们发展出用代码说话的技术，旁敲侧击地谈论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但导致莎士比亚偏爱移花接木的不仅仅是谨慎。他似乎已经明白，当他不是直接而是从一个间接的角度来面对困扰他的世界时，他可以更清楚地思考。”
从这个论述来看，莎士比亚之所以被称之为语言大师，说不定一半来自天赋，另一半是来自环境所迫。在繁花似锦的语言中，莎士比亚善于将自己的思考小心翼翼地包裹起来。
从表面上来看，《论暴君：莎士比亚论政治》从书名上来看是与政治有关的。但这本书在陈列摆放分类时，归于“戏剧评论类”。而这本书的问世却与政治有着莫大的联系。正如作者斯宾莎·格林布拉特在本书《致谢》一文中提到：对即将到来的选举的可能结果与与日俱增的忧虑，促成了这本书的写作。借助莎士比亚借古讽今的方法，斯宾莎·格林布拉特要谈的是莎士比亚与我们现在所处的政治世界的奇特关联。
在伊丽莎白一世和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因言论和作品而被定罪，并受到严厉惩罚并非个案。莎士比亚身处其中不可能不知道，尤其他还是一位高产的剧作家，莎士比亚明白真正的危险在哪里。斯宾莎·格林布拉特认为莎士比亚是旁敲侧击的大师，他谨慎地选择将自己的想象力从当时的环境脱离出来，投向历史事件。
莎士比亚在剧本中找到了一种方式讲出他想说的话。他设法让人站在众目睽睽之下的舞台上，告诉两千名观众。有些刺耳的台词在剧场----这个公众场合中被大声地说出来。而观众却并不觉得奇怪。因为说这些话的是发了疯的李尔王。在一个舞台上让一个发了疯的角色说一些符合其身份的疯话，是剧本的精彩，是剧情的需要，是角色的特质。顺着斯宾莎·格林布拉特的指点，当我们再回看莎士比亚创作的剧本时，那些弄臣、侍从、疯子、傻子、瞎子、女巫都会变得和第一次读有些不一样。在莎剧中，那些陷入疯狂境地的人物的胡言乱语和独白，是莎士比亚极其冷静地写出来的。他知道他的人物会怎么说，以及会说什么！
读斯宾莎·格林布拉特的《论暴君：莎士比亚论政治》，是对莎士比亚的剧本的拆解和重温。也会将读者的目光从理查三世、李尔王、麦克白的身上挪移开来，让读者注意到在莎剧舞台上出现的所有的人，注意到那些只有一句台词的演员是如何在莎士比亚的剧本中完成使命的。格林布拉特对此的评价是-----莎士比亚有个明确的信念，即剧场里的每个人都有平等地发表意见的权利，而且无论这剧场看似多么纷杂，最终都将共同决定戏剧事业的成功或失败。
我们或许可以这样去理解，在一个舞台上出现的人物数量是有限的，但莎士比亚不会让多余的人出现。在莎士比亚讲述的暴君形象之外，还有生活在暴君左右的人。这些人表现出来的张力，都是为暴君进行张本的。讲述暴君，不能将暴君孤立地放在舞台上，在他的身旁，还有默默无闻的共谋者。莎士比亚笔下的暴君，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斯宾莎·格林布拉特在讲述莎士比亚的剧本时，显然也将自己的观察与思考放置在整个舞台上去琢磨，在那些看似粗俗的剧本语言中，疯子、傻子、瞎子说得都是谁呢？对比当下，莎士比亚留下的剧作能否给予我们一些提示呢？
我们对莎士比亚剧本的认识和理解，不能停留在好看与不好看的地步。走进去和深入一些，我们会看到什么呢？斯宾莎·格林布拉特的《论暴君》一书无疑是一部包含灼见的著作。它的价值，与其说是对莎士比亚戏剧的研究，不如说是在于它从细致研究莎士比亚戏剧的过程中汲取的智慧，运用到阐释当下的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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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阅读都会迈向辽阔！《短书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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