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记录看，史前社会的文明化是分三个阶段完成。
第一阶段，公元前4000年前后至公元前3300年前后，大致相当于仰韶文化的庙底沟期、大溪文化的早中期和大汶口文化的早期。
第二阶段，约为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2500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庙底沟二期文化、红山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大溪文化晚期。
中原地区，河南孟津妯娌遗址发现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聚落，公共墓地出现了等级差别。大中型墓葬随葬象牙箍等高规格遗物，普通小墓则一无所有。
在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墓地，少数大墓设置木棺，有的在棺外还建一层椁，随葬品可多达一百多件，含有大量制作精良的玉器和陶器而绝大多数小墓则为仅能容身的小型土坑墓，无随葬品或仅有十分简单的随葬品。这里和大汶口墓地的埋葬状况，说明同一聚落当中的贫富分化现象更加严重了。
贫富分化导致社会阶层间矛盾的激化，对财富的觊觎和掠夺比先前更激烈了。这一切最终导致各地城址迅猛发展，城址数量激增，战争更为频繁，不同聚落不得不到处建城设防，抵御外敌入侵。
无独有偶，在长江流域也出现了类似的古国。以石家河城址为中心的屈家岭文化城址群，城址有大有小，最大的石家河城址面积达一百二十万平方米。这说明当时的古国规模大小不一。而且，当时社会分层明显，已普遍进入“古国”时代。
东北地区，在红山文化后期出现了大型的祭祀中心和高规格的贵族墓群，其中，包括女神庙、方形祭坛和积石冢等大建筑群。这说明当时的社会已普遍分化，只有极少数贵族死后才能归葬于牛河梁这块圣地。
第三阶段，距今五千年至四千年左右的龙山时代。龙山时代出现了大批城址，大体分为中原地区城址群、海岱地区城址群、长江中游城址群、成都平原城址群、北方地区石城城址群五大城址群，加上长江下游史载，尧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不断地征伐四方，如“流共工于新发现的特大型城址——良渚城址，可谓城堡林立。
幽陵，放驩兜于崇山，迁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尧、舜时期，国家机构更加完善。尧、舜、禹时，遴选国家首脑的继承人，采用的是所谓的“禅让制”。国家首脑不把权力传给儿子，而是传给贤明之人。有学者指出，禅让制的实质在于，氏族社会的民主选举制还以残余的形式存在，而家族的世袭制又还没有确立，最初的政权组织大概就是在这种矛盾的过程中产生的。禅让制反映了氏族制度的民主本质，尧、舜等人只不过是部落联盟的酋长，根本不是什么天子或帝；他们手下的官员也都是部落或氏族的酋长，都有明确的分工，管理公共事务。所以，尧领导的应该是一个国家，而不是什么联盟会议。
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连接四面八方文化区系的文化分布格局，奠定了中国多元一体有核心的文化基础，给中国历史的走向以深远的影响，以至于千百年来流传着“得中原者得天下”的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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