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开那些饱含诗意的镜头影像不谈，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潜行者》所讲述的故事情节格外简单：一名潜行者带领代号为“作家”和“教授”的两人前往被称为“区”的一处禁地，寻找一间据说能实现愿望的“房间”。与《夺金三王》、《逃狱三王》类似，这是一个追寻“宝藏”的故事。
从故事结构上说，大多数关于某人去某处做某事的故事，都遵循了追寻故事的常规。在一场追寻之中，一位追寻者为了某个“声称的原因”——黄金、巨款或阿拉丁神灯——而启程前往目的地，在旅途他遇到了各式各样的挑战和考验，最终得到了某种意料之外的收获。
追寻的真正原因绝不是声称的原因。托马斯·福斯特在他那本趣味十足的文学指导手册中写道：“追寻者去是为了声称的任务，而且误以为那就是真正的使命。但他们经常完不成声称的任务，他们对唯一真正重要的问题还不够了解，而这个问题就是他们自身。追寻的真正原因总是认识自我。”
《夺金三王》中，三名士兵异想天开地去寻找萨达姆藏在伊拉克的一笔黄金，他们最后确实找到了，但又把黄金归还给了饱受战争之苦的当地人民。《逃狱三王》中，三名越狱的囚犯同样是去寻找一笔并不存在的巨款——当然他们终于没有找到。
《潜行者》的故事同样如此，最终站在“房间”门口的三人犹豫不决，他们对是否进入“房间”心存疑问，因而只是坐在门口的地上向“房间”内窥探。既然他们最后没有进去，那当初为什么还要去？而我们为什么还要看这个有关失败的故事，它又有什么意义？
塔可夫斯基在一篇访谈中谈及“房间”本身是否能实现人们的愿望时指出：“我们无法知道这个愿望之屋是真的还是仅仅是潜行者的幻想。对电影的作者——我来说，两种理解都可以，这完全不影响（电影的）主要论点。重要的是其他两个旅行者没有进入‘房间’。”
这与托马斯·福斯特的观点不谋而合——有没有实现愿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踏上了追寻的旅途，而在旅途终点等候他们的，是对自我认知的终极启示。从这一点来说，“房间”本质上是一面镜子，一面映照人类自身的镜子，它无需实现任何具体的愿望便已达成了自身存在的目的。
可以说，“房间”里面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一个有关人类自身价值的问题：你内心最真挚的、最本能的、源于苦难的愿望究竟是什么？“房间”为它的来访者提出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反过来定义了每一个人的本质，定义了他到底是谁、到底想要什么，这个问题最终会引导我们获得终极启示。
塔可夫斯基不愿给他故事中的人物一个具体的名字，而是以“潜行者”、“作家”、“教授”这样笼统的称谓来指代角色。虽然他在访谈中承认这三个角色都代表他自我的一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只是在操控影像来完成一道逻辑论证命题。最重要的始终是故事与人物，否则电影与论文还有什么区别？
有人说这三个人物代表了“宗教”、“艺术”与“科学”，他们在“区”内的旅程则是这三者展开争论的场景。这显然是断章取义、想当然而已，影片的镜头始终聚焦于每个人物本身以及他们的过去，大量的特写镜头有意让观众体验到角色的细微情绪与一举一动，他们同样是独立存在而有自我意志的个体。
与其把这三个人物说成是故作高深的抽象概念，不如说他们代表了人类面对“房间”的三种自然而然地立场和选择。让我们设身处地试想一下，如果你站在“房间”门口，你会怎么办。你会直接进去吗？如果你的愿望没有实现呢？如果别人的愿望与你相悖呢？如果你并不知道你的愿望到底是什么呢？
“教授”面临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每个人都相信这“房间”能实现愿望，那会怎样？如果他们蜂拥而至，又会怎样？没有潜行者会知道自己将带着什么人来到“房间”，也不知道他们会向“房间”提出什么样的要求，如果“房间”被邪恶之人利用，那又会怎样？因而他要炸掉“房间”，他驳斥“潜行者”道：
“那些没当上君王的人们，大法官们，国家领袖们，自诩人类慈善家的人们，都争先恐后来到这里。不是为了钱，不是为了灵感，而是为了改造世界。犯罪率无缘无故的攀升，军事政变、黑恶势力掌权，这不是你的雇主干的好事吗？我不相信美好，但对邪恶坚信不疑。这里不会再给予任何人幸福…”
“作家”对此则毫不担心，他的问题是自己并不相信“房间”的存在，他怀疑一切。“作家”质问“潜行者”：“你怎么知道这样的奇迹真的存在？谁告诉你在这里一切都能如愿以偿？你有没有见过在这里得到幸福的人？ 事实上，是谁告诉你“区”、“豪猪”还有“房间”这些事情的？ ”
“作家”进入“区”的初衷是寻找创作灵感，然而在旅程中他意识到寻找灵感并没有意义，因为他并不知道自己在为谁写作，他开始怀疑创作本身的目的，进而对自己的人生目的与意义也产生了怀疑。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他永远都会在为自己创作还是为大众（金钱、地位）创作的问题上纠结不已：
“有些混蛋骂了我，让我受到伤害；一些混蛋又来赞颂我，让我又受到了伤害。我把内心与灵魂奉献出来，他们却将其蚕食一空；我本想消除灵魂中的龌龊，然而他们又将其蚕食一空。他们都是文化人、饿死鬼，他们的周围总是围着一群记者、编辑、评论家…他们什么都不想知道，他们就知道蚕食。”
“如果我讨厌写作，如果写作对于我来说是无尽的折磨、痛苦而羞耻的职业，那我还算什么作家。我曾经以为自己的书可以使人们变得更好，但并没有人需要我。等我死去不几天，他们又会蚕食其他人。我本想去改变他们，结果却让他们改造了我，按他们自己的模式来改造。”
“我不在乎有没有灵感，我只想知道，我想要的东西是什么？或者说，我该从哪知道，我想要的东西并非内心所求？我又该从哪知道，我不想要的东西是否真的是我所厌恶的？我的良知渴望素食主义者赢得整个世界，但我的下意识却渴求一块抹好酱汁的肥肉。那我到底想要什么？”
塔可夫斯基认为“作家”是个迷失方向之人。他并不知道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因而“作家”并不需要进入“房间”，“房间”也满足不了他的愿望。“作家”的这种怀疑态度延伸到了“潜行者”和“房间”身上，他认为有关“区”和“房间”的一切都是“潜行者”编造出来的，他质疑“潜行者”带领人们进入房间的意图：
“所有这一切都是某人愚蠢的发明…我看透了你（指“潜行者”），你对人类漠不关心，从我们的痛苦里赚钱。问题还不在于钱，你在这里悠然自得，你就是这里的全能之神。我现在算明白为什么你们这帮潜行者从来不进入房间，你们都陶醉在权力、神秘和权威之中，还会有别的愿望吗？”
“你也只是上帝的玩偶，你从来不知道这里发生过什么事。你觉得为什么豪猪会上吊自杀？为什么他就不能带着忏悔之心再来这里一次？不求金钱、只求弟弟呢？因为他明白，房间不是所有的愿望都可以实现的，只有最本能的内心愿望才可以实现。”
“你什么都不懂，豪猪误了事不是因为贪婪。他在水洼中匍匐前进，哀求房间还他一个弟弟，但房间给他的只有金钱，他再也不能求得别的东西，因为豪猪已经得到了那些所谓的属于自己的东西，至于良心痛苦之类，全是自己凭空捏造的。当他意识到这一切时，便上吊自杀了。”
或许“房间”真的能实现愿望，但它并不会给予自以为的表面上想要的东西，唯有“房间”才知道人们潜意识中想要什么。“作家”对自己的内心是怀疑和不信任的，他觉得自己内心肮脏不堪，因而他说：“我不会进去，我不想把自己的龌龊泼洒到别人的头上，然后像豪猪那样为自己套上绳圈。”
如果对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生平有所了解，我们不难想象“潜行者”所代表的意义。
塔可夫斯基于1932年出生，彼时苏联社会在经济、文化各个领域都处于斯大林的高压政策之下。共产党控制了艺术领域，并指责艺术家们的不忠和对政治责任的忽视。艺术家们被迫面对教条化的严苛要求，恪守共产主义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
在苏联，电影生产已经成为一个及其繁琐的官僚化过程。这样的体制之下，那些具有开创精神的电影制作者很难推行拍片计划。后来在赫鲁晓夫发起的解冻时期，青年塔可夫斯基进入了电影领域，但这种自由的风气很快随着勃列日涅夫上台而结束。
勃列日涅夫加强了文化控制，任何不遵从准则的电影都会被重拍或禁演。直到1970年代初期，苏联的电影和其他艺术才有机会探索新的发展道路。而那时，被视为反动分子的塔可夫斯基在前往意大利制作了《乡愁》（1983）后，已经决定保持缄默并流亡国外，不再返回苏联。
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创作大半都处于意识形态的条条框框之下，在摇摆不定的政策夹缝中追寻真理，尽力维护自己身为艺术家的责任与尊严，还有那方小小的精神世界，这与“潜行者”的处境是何其的相似。回过头来再看影片中“潜行者”绝望而痛苦的哭诉，怎能不令人动容：
“我是卑鄙小人，我没做过有利于世界的事情，再说我也无能为力。我给不了妻子一切，也给不了朋友一切，但是你也不要夺走我的一切。他们已经在铁丝网那边夺走了我的一切，这里是我的一切，你明白吗？
我的幸福、我的自由、我的自尊都在这里。我带着像我一样绝望痛苦的人来到这里，这些人已经别无所求，而我可以帮到他们。别人帮不了他们，只有我这个卑鄙小人才可以。因为可以帮到他们，我喜极而泣，这就够了，我再无所求。”
“潜行者”在铁网之外那个没有色彩的破败世界中毫无价值，为了养活妻子和受到诅咒的女儿，他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带领人们进入“区”内探索。“潜行者”是他的职业，但也是他的信仰。“区”内危险重重，稍有不慎便会命丧黄泉；但“区”内同样生机盎然，自由而有活力，它是人类的最后一方乐土。
或许“潜行者”欺骗了人们，又或许他没有欺骗人们，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重新唤起人们的信仰，唤起人们对真理、对自我、对存在意义的信仰与追求，他说：
“你们在谈论我们生命的意义、艺术的无私，就拿音乐举例子吧。音乐和现实关联甚少，既是有关联，也不是精神上的而是物理上的。空洞的声音与一切脱节，然而音乐却奇迹般地穿透我们的灵魂。是什么原因让我们与噪声达到和谐共鸣？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把它当作极乐源泉，以使自己震撼，是众人皈依？这一切又是何必，又有谁需要这一切？你们会说，没人需要这一切。不，我不这么认为。一切事物都有自己的意义和存在的理由。”
然而这是一个丧失信仰的世界，这是一个狂妄自大的世界。人们目光短浅，无视自己对生命、对人类命运的责任，沉津于自己那狭隘的天地中，自以为能掌控命运，对任何事物都毫无敬畏之心：
“他们这帮作家、科学家，自诩知识分子却毫无信念。他们双目只有空虚，头脑里想着的就是怎样把自己的身价抬高点，好让自己的一举一动得到相应的报酬。他们知道自己‘不枉此生’、知道自己‘身兼使命’，要知道，他们的生命‘只有一次’。难道像他们这样的人还会相信什么吗？”
“房间”让来访者认识到自我的丑恶和精神世界的匮乏，而他们对此感到害怕和回避。因而，三人注定不能进入“房间”，而只能在门外一窥“房间”的面貌，小心翼翼地用几粒石子试探“房间”。只有纯净如雨水，才能在“房间”中自由进出，这不能不说是对人类善意的嘲讽。
最后，太多的评论把《潜行者》的故事及其中的人物过度抽象化、概念化了，这让我们对这部影片望而却步。然而电影作为一种大众媒介，本身的目的不就是让人看懂吗？一部观众能看懂的影片，能通过它与观众沟通的影片，这难道不是导演塔可夫斯基拍摄本片的最终目的吗？
如果没有观众，一切影像都毫无意义。所以，让我们放下敬畏之心，运用自己本能的领悟能力来享受这部影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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