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园梦 乡土情 ——读《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一

没有故乡的人寻找天堂，有故乡的人回到故乡。

——熊培云

古今中外，乡愁是所有游子心底最真的田园牧歌。于我而言，位于宁夏中部、黄河上游的中宁县就是这样一方净土。她没有广州密集得几乎没有缝隙的高楼大厦，但有那片温馨的社区，还有我小时候嬉闹其间的麦田、果园、菜园。她不如岭南雨水丰沛、树木繁茂，但她的春秋，是一夜春风满眼绿意的四月之春，是一叶落后满身凉意的九月之秋。她那坦荡的大道、小路抑或田间交错的阡陌，载着幼年欢笑的我，一天天通向长大并远离她的路途。

在外的日子，无论我身在何方，八月十五夜，眼前总会浮现记忆中故乡那轮格外明亮的满月；无论我吃着何样的美食，我总会忆起家里厨房独有的香气：那混合了胡麻油、大米、面粉、土豆、黄河水的气息，以及母亲亲手做家常美食的忙碌身影；看过了珠江夜景、天津之眼，我眼前浮现的却总是中学时，呼朋引伴，共赏黄河落日的奇景。

假期归家时，坐在每辆驶向家乡的列车，听着车厢内星散四方的老乡们不经意间透出的西北腔，看着窗外快速流转的景致，闻着越来越近的家乡的气息，胸中涌动中一股近乡情怯的感慨。

正如熊培云在自序《我的村庄我的国》中所说的那样，时至今日，当这粒乡愁的种子已经长大成树，我更能体会为什么乡愁是所有痛苦中最为高尚的痛苦，是可以恩泽灵魂的无私之欲。

二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是熊培云的还愿之书，他用自己的成长体会、广博的见识、深厚的调查沟通功力，向我们呈现了厚达500字的温热书稿。熊培云将自己的写作方法，总结为“三通主义”。一是“时间上打通”，即打通三十年、六十年与一百年，包括作者三十余年的农村生活经历与体验，过去六十年中国农村建设的荣辱与沉浮，民国时期那一代乡村建设者的努力与挫折。二是“地理上打通”，作者出生于乡村，后来进了城，又赴法留学，记者、留学生的经历让作者跑了许多地方。三是“理性与感性打通”，如书中所言，作者“坚持我所坚持，一方面在材料与逻辑上做足工夫，另一方面也要让读者看到我的写作不只是一种理性的思考，还是一种关乎心灵的生活。”

作为“扛着笔杆子进城”的农家子弟，熊培云将农民子弟“摸着石头进城”的路线总结为以下三种：参军、入学、打工。我赞同作者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悲情，即农民对于城市的感情，一方面城市是他们的安身之所，另一方面离开乡村又意味着对故乡的背弃。“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她的身旁”，听着这首《在他乡》，很多初次离家赴外地求学的大学生们总会满面泪光，毕竟他乡是未知的，故乡虽熟悉却藏在了回不去的远方，尤其是对农二代而言。

在书中，作者用了20余页来叙述村子里的几户人家，年轻时闯荡四方、后来回村挖坟、拯救陷入“魔窟”的儿子、受工伤最终无碍的大保兄弟一家等，这些际遇各异但都各自多舛的普通农民，是这个时代农民们命运的不完全缩影。

纵观二十世纪，1905年废除的科举制度，搬除了可供社会底层人士攀爬的梯子。如历史学家萧功秦所说，乡村的新老知识分子们，由于社会地位不稳定，前途的渺茫与心理失落感，就以异乎寻常的速度，涌入政治领域，成为新政时期与民国的“政治参与膨胀”的巨大力量；私塾的废弃，同样给了乡村教育致命一击。许多农民子弟不得不因付不起昂贵的新式学堂学费而选择从军。

百年衰败，历史欠了农村、农民太多太多。对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农村是中国的大后方，是转型期中国的根据地。但农民，却是中国社会金字塔的地基，是藏于泥土中的一部分。

但是愈拉愈大的城乡差距与社会公正的缺失，给生活于其中的农民及其后代带来的是几乎快要堵死的上升通道。重点大学里农村学生比例过低的盖子在2011年前后被揭开。更早之前的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63.3%的农村大学生在非重点院校就读。对于这些“寒门学子”而言，他们中的许多人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窘境。他们的父母则会权衡教育投入和产出的比例，在沉渣泛起的“读书无用论”的迷雾间失去判断力。

三

反复翻阅着这本厚厚的书，那些流淌的情怀让我相信，这是“一种关乎心灵的生活”。

《寻访罗曼罗兰》一文中，熊培云这样写道：“然而当我终于提着笔杆子进城，发现这里不过住着一群有房屋没家园的可怜虫。只有乡村，才是游子栖息灵魂与双足的地方。”这样动情的表述，触动了离家三千多公里的我，于我而言，那个黄河上游边上的中宁县，是我永远的灵魂栖息之地，疲惫时的安心之所。每当想起父母为我留的那盏灯、那碗饭、那些水果，愧疚的心无处安放。

在家的日子，每每春夏之交，我都会透过窗户看着路边那几棵亭亭如伞盖的大槐树，看着那枝头涌动的遮不住的绿意——那已然是我判断季节更替的标志，我难以想象它们被砍伐的那天——这是个残酷的假设。但如斯的境况却频繁在各地上演，如六朝金粉的江宁的“南京无桐”事件；还有牵动熊培云故乡情怀的村边晒场上的老树被树贩子以2000元的价格卖出的事件。针对类似的“大树进城”事件，他在专栏文章中呼吁受够了建设暴力的人们，抵制南京砍树的人们，也请一起抵制“大树进城。”如夏多布里昂所写，我刚刚离开我的摇篮，世界已经面目全非。蓬勃而生的“大树进城”，将在弱肉强食中毁坏多少人的故乡，使之成为游子回不去的地方。

我关于乡村的记忆，一部分来源于幼年嬉戏玩耍的经历，更大一部分的来源是出生成长于乡村的父母的回忆与感慨。作为家中老大，母亲总会不时提起幼年背着弟弟妹妹，做着简单家务的早熟；她年少时的课余时间都耗在了农事活动中，甚至在走向中考考场之前也还是在稻田里忙碌。我相信这是许多农村子弟的普遍经历，繁忙的农事活动与家务将人生的不易提前展示给他们，在同龄的城镇孩子窝在家里无忧无虑的看书、玩耍，向父母撒娇时，他们已经像祖辈、父辈们那样面朝黄土背朝天。

在我人生的最初几年，西瓜地 、苹果树、麦田、稻田、乡村小学，还有奶奶家大大的庭院是我玩耍的大本营。晒得黑红、穿着乡土的我经常被奶奶带入她执教的乡村小学，年纪小小的我经常不懂事地拿着树枝做的教鞭在乡村孩子们的座位间随意穿梭。后来，上了幼儿园的我经常因为条目繁多的“规则”而无所适从，甚至屡屡遭受阿姨们的教训和惩罚。乡村，在我心里埋下了自由的种子。时至今日，我依然觉得春夏的乡村是人间最美的画，耳边依稀传来的布谷声，恍若天籁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