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近代中国近代学术史的一个侧面

敦煌学——近代中国近代学术史的一个侧面

        敦煌地处中国甘肃省西部，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东西交流要道，中西文化汇集之地，佛教最早即由此传入中国内地。从366年始建莫高窟至1227年西夏灭亡，敦煌一直是佛教徒朝拜的圣地。历代地方长官都在敦煌修建寺庙、珍藏文物。这些是研究中国中古历史文化、敦煌学、中亚文化乃至世界文明的珍贵资料。敦煌地区保存、发现的丰富历史文献和文物，是敦煌学研究的基础和对象。

一、千年敦煌文献重出天日

       二十世纪初斯坦因和伯希和从敦煌藏经洞攫取大量古书，当时罗振玉、恽毓鼎等中国学人听闻非常气愤，随即向甘肃巡抚报告此事。但官府没有认真办理，使王道士得以私藏了不少敦煌文献，成为中国文物保护和学术研究的一大损失。后伯希和同意把敦煌藏书出示给要求观看的北京学者, 允许拍摄、抄录, 还答应把带回巴黎的卷子照相寄来。罗振玉和刘师培加以考释，罗氏先后出版《石室秘宝》、《佚籍丛残初编》、《鸣沙石室佚书》、《鸣沙石室佚书续编》、《鸣沙石室古籍丛残》、 《敦煌零拾》、《敦煌石室遗书三种》、《敦煌石室碎金》，刘氏撰成《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十九种。就这样伯希和与中国学者建立了合作的关系, 一直向中国学者提供敦煌写本照片资料。罗振玉看到敦煌文献后将消息告诉了日本学者，寄给日本四部书、拓本和佛教的照片，日本由此开始了敦煌学研究。敦煌学研究由此从中国走向世界，成为二十世纪学术发展史上重要的成果。

“甲骨四堂”之一：罗振玉（图片来源于网络）

二、20世纪的敦煌学研究

       20年代学界敦煌学研究成果有刘半农的《敦煌掇琐》、胡适的《荷泽大师神会遗集》 、陈万里的敦煌考察等，但最具有开拓意义的是陈垣的《敦煌劫余录》和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陈垣的《敦煌劫余录》是一部敦煌写本目录，在学术史上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陈寅恪先生有言“敦煌者, 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激发后人在敦煌学研究上多下功夫，作出学术成果。陈寅恪先生提出了“敦煌学”的学术概念（Tunhuangology），还熟练运用敦煌发现的新材料研究了许多新问题，包括对隋唐政治史、佛教史、文学史和中外关系史等诸多方面的重大问题， 发前人未发之覆， 成为其时学术潮流的引领者。但需要指出的是，陈寅恪引用时人所说敦煌是我国学术之伤心史，并非限于指外国人掠夺石室宝藏仅仅激发爱国之心，陈先生更是在强调当时我国学术研究之落伍。陈先生认为当时中国学者缺乏学术眼光，官府缺乏文物保护意识，国家缺乏考古学、文物等方面的学科建设和完备的体系，因而希望中国学者能做出成果，敦煌学研究能进步，看得出这是陈先生爱国之心和国际视野的综合产物。

陈垣（图片来源于网络） 陈寅恪（图片来源于网络）

        斯坦因攫取大量敦煌文献，邀请伯希和整理无望后，由英国博物馆汉籍保管员瞿林奈负责整理，发表文章受到胡适批评。中国学者向达、于道泉曾到英国看敦煌卷本，却受到向达刁难，向氏只写了《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和《记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后即不得已而回国。中国学人王重民到法国得以浏览巴黎图书馆所藏全部敦煌文献，出版了《巴黎敦煌残卷叙录》两卷、《敦煌曲子词集》、《敦煌古籍叙录》，和向达等合编《敦煌变文集》，与刘铭恕等合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

向达（图片来源于网络） 王重民（图片来源于网络）

三、中国的敦煌与世界的敦煌学

       1981年日本京都大学的藤枝晃教授到南开大学举办敦煌学讲习班, 并油印发行了 《敦煌学导论》，国内众多学者如朱雷都到南开听讲。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中国敦煌学研究也逐渐从文革的阵痛中走出，逐步复苏、发展，取得了不少进步。季羡林先生“敦煌在中国 , 敦煌学在世界”的口号，号召着一代代敦煌学者注重发掘中国敦煌学术，同时也要有国际视野。后北京大学设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室，兰州大学设敦煌学研究室，西北师范大学设敦煌学研究所等，此外还有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甘肃、浙江敦煌学会，都致力于敦煌学研究。《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5辑）、《敦煌大藏经》（63册）、《敦煌宝藏》(140册)等都是资料整理和汇编方面，对于学术研究具有奠基意义。《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敦煌遗书论文集》、《敦煌文学论集》、《敦煌石窟艺术论集》等学术专著也取得很高的成就。此外《敦煌研究》《敦煌学》等期刊也有大量优质论文问世，对是中国敦煌学研究成果斐然的生动写照。

季羡林（图片来源于网络） 朱雷（图片来源于网络）

       以上是我在结合自己学习经历，查阅相关资料所作的小文一篇，希望能对了解敦煌学有所帮助。如有疑问欢迎点赞、评论和私信，期待共同探讨！

参考文献：

[1]“敦煌学”百度百科词条

[2]《中国敦煌学研究与国际视野》荣新江

[3]《陈寅恪先生与敦煌学》赵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