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著名作家叶灵凤（1905－1975），早年成名于20世纪20年代上海著名的文学团体“创造社”，抗战爆发后，他随《救亡日报》从上海迁至广州，广州沦陷后又到香港，从此在香港定居生活直至逝世。在日本占领香港期间，他这个文人却有过一段鲜为人知的谍战经历。
（叶灵凤）
1941年12月，日本在突袭珍珠港后，迅速由广东出动军队进攻英国占领下的香港，12月25日，驻香港英军投降，日军全面接管了香港。此前在香港十分活跃的国民党情报组织大部仓皇撤离，只留下少数下层人员坚持活动。1942年春，潜伏香港的中统局交通处香港站站长邱清猗开始恢复秘密活动，建立了与内地联络的交通线和与驻澳门情报组织联络的秘密电台，并积极发展情报组织。
当年8月，邱清猗取得日本占领军当局许可，在九龙弥敦道693号创办上海罐头公司，以此作为情报组织的掩护机构，进一步拓展了情报工作。[ 邝智文《中国国民党调查统计局在日本占领香港时期的情报活动，1942－1945》，载于台北《国史馆馆刊》2018年9月号（第五十七期）。]叶灵凤就是这个时候成为该组织“特别情报员”的。原来，叶灵凤此前所在的《星岛日报》社有个同事名叫苏泰阶（又名苏武），此人为中统特工，在进步人士金仲华主编该报时期受命打入报社进行监视活动，[ 甄景豪《〈星岛日报〉往事回忆》，载于张承宗主编 《金仲华纪念文集》（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84辑），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7年1月编印。]在香港沦陷后，苏泰阶将叶灵凤介绍给邱清猗，由邱清猗亲自面试后吸收成为情报员。而当年12月，驻桂林的国民党港澳总支部委任邱清猗为香港党务办事处特派员，叶灵凤也因此兼任该办事处的干事。
后来被称为香港“金王”的著名金融家胡汉辉，这时还在从事新闻工作，在他1984年所写的回忆叶灵凤的文章中写到，他当时由同学陈在韶介绍参加了中统在香港的地下活动，“陈要求我配合文艺作家叶灵凤先生做点敌后工作。灵凤先生利用他在日本文化部所属大同公司工作的方便，暗中挑选来自东京的各种书报杂志，交给我负责转运”。[ 转引自宗兰（罗孚）《叶灵凤的后半生》，载于叶灵凤著《读书随笔（修订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5月版，第10页。]胡汉辉以到《星岛日报》社收购万金油（该报本就是万金油大王胡文虎所创办）倒卖为掩护，暗地里却借机与叶灵凤进行联系。
而据当时日本驻香港宪兵队本部编印的“极秘”资料《重庆中国国民党在港秘密机关检举状况》记载，叶灵凤以“特别情报员”身份所从事的秘密活动为：提供大同图书印务局出版或承印的各种杂志、画报等出版物；搜集并提供文化活动有关的各方面情报，如A.新出版图书的发行情况，B.香港教育界的状况，C.香港各方面文化设施的状况，D.各文化团体的状况。[ 转引自朱鲁大（朱炎辉）《日本宪兵部档案中的叶灵凤》，载于方宽烈编《凤兮凤兮叶灵凤》，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年9月版，第75－76页。]这一记载与胡汉辉的回忆正相印证。
（日方资料中关于叶灵凤参与反日情报工作的部分记载）
叶灵凤当时公开的职业是《星岛日报》编辑，同时也以日本香港占领地总督部“临时嘱托”名义为日军作新闻出版方面的工作，出任了日本军方背景的大同图书印务局编辑部长，就在他参加中统情报组织的同时，他也得到日本占领当局的重用，1942年8月主持《新东亚》杂志，1943年4月又任《大众周报》社社长。[ 赵稀方《视线之外的叶灵凤——叶灵凤“汉奸”问题辨疑》，载于《文学评论》,2019年第3期。]而他的中统特别情报员的秘密身份却无人知晓。
1943年春，日本特务注意到香港市面上流传盟军反攻的传闻，并发现了中统外围组织的工会活动情况，遂收买该工会负责人，于4月8日诱捕中统香港站交通组负责人梁国英。在酷刑之下，梁国英供认了自己的身份及组织情况。4月20日，日本宪兵队全面收网，陆续抓获了这一情报组织自负责人邱清猗以下的91人，收缴了两部电台，一举全面肃清了中统在香港的情报组织。叶灵凤也在5月12日被捕。
日本宪兵在查抄中统香港站秘密电台所发电报中，查到了多份叶灵凤提供的材料，如1942年12月，叶灵凤曾将香港、九龙和新界20多间学校的校长并主要职员的名录及经营状况做成报告；1943年3月又就香港九龙地区各学校的学生人数情况加以报告；同月，还就香港的文化状况，包括新闻社及刊物出版等情况提交报告。日本宪兵还查明，叶灵凤在情报组织中使用“叶林”的化名，在香港站的基本人员中排名第5，受站长邱清猗直接领导，每月领取50元的工作津贴。[ 转引自郑炜明《有关叶灵凤先生的几条资料》，载于郑炜明著《非有意的诠释》，花城出版社2002年5月版。]
日军在捕获这批情报人员后，没有立即进行审讯，而是加以酷刑折磨，以期获得更多情报，被捕人员中后来共有8人被日军特别法庭判处死刑，但还另有21人在狱中未经审判即被折磨而死。不过，这个情报组织的负责人邱清猗却被取保释放，叶灵凤也与同为该组织特别情报员的知名人士罗四维、陈季博一起在当年9月被无罪释放。据邱清猗事后向上级报告，他在受审期间多次向日本人强调其组织的主要工作为反共，日本人“无直接暴动及扰乱治安罪证”，因而幸免于难。
叶灵凤等人被捕期间，国民党官方提及香港情报组织被破获的内部电报中有“叶灵凤同志负汉奸之名留港为中宣部及中统局工作”的说法。[ 《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致徐恩曾》（1943年6月9日），转引自邝智文《中国国民党调查统计局在日本占领香港时期的情报活动，1942－1945》，载于台北《国史馆馆刊》2018年9月号（第五十七期）。]这段特殊的谍战经历，特别是在狱中数月的折磨，也给叶灵凤留下了深刻印记。在1946年5月3日的日记里，他写道：“开始计划写《流在香港地下的血》，记所参加的秘密工作及当时殉难同志狱中生活及死事经过。在三十余人之中，只有我是写文章的，而我又幸而活着，所以我觉得我有这责任。”[ 转引自罗孚《叶灵凤的日记》，载于《书城》2008年第5期。]不过后来他虽创作了大量作品，可谓著作等身，却没有关于这一段谍战经历的只字片语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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