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此句很好理解,把正直的人置位于邪曲不正的人之上,百姓都会服从;反之,把邪曲不正的人置位于正直的人之上,百姓就不会服从。当然,从字面上很好理解,正直的人管理不正直的人当然就好了。但是,从这句话我看到的是孔子的一个局限,把人分的太简单,直和枉。先不说直和枉的人几乎就很难分辨出来,更不用说人的直和枉的表现几乎是被当时的具体情境所决定的。所谓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坏人。孔子被后世追尊为“圣人",但是他做得每件事都是直的吗?不见得,甚至有些事现代看起来很迂腐,比如颜回死了,颜路无钱安葬,请孔子把车子卖了,孔子不答应说士大夫步行不合礼。当然,此事也说明了孔子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
儒家的出发点是每个人都应该向圣人的方向去追求,然后社会就会大同、有道。做圣人太难太难,以至于没几个人愿意去追求。而西方,一般是从制度上进行革新来使民服。当然,制度也不会百分百地解决人的问题,这也是人类社会继续要发展的一个动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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