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月21日
盛载了我童年无数欢乐的礼堂是在隆冬时节消失的，当一排工棚矗立起来的时候，我看到天空白亮亮的光，扎眼。临近寒假了，我们被临时转移到到其他教室里学习。校长和主任住进了工棚，而姨妈和其他老师的寝室没有变，新的教学楼将在礼堂的地面上修建。
对即将诞生的新教学楼我们充满无限憧憬，老师的描述让我们兴奋不已，丝毫没有感觉到昔日巍峨的庙堂转瞬成为废墟时的留恋。大约是在冬末春初的时候，开挖地基的工人发现了大量的佛像，大大小小的堆在操场角落，或立或坐，有些佛像脸上身上有残存的金箔，但没有多久那些金箔就不见了，最后连佛像也不知所踪。我曾经在大姨爹的卧室里看见过两个跟我差不多高的花瓶，瓶身上各有一条乌红的蟠龙，但瓶口破损了。据说那也是从工地挖出来的，校长让放大姨爹屋里保管着。1982年大姨爹退休回小镇定居，我向他打听那对花瓶，大姨爹说那是学校财产，留在学校了。我敬重大姨爹的为人，但我不久悲哀地意识到，那对花瓶永远失踪了。对收藏古董的早期觉醒使那两只花瓶被觊觎它的某个人以某种介乎于合法与不合法之间的方式据为己有，并在一个不为人知的时间让它们永远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但我的记忆不灭。
放寒假了，考试完之后我照例是归心似箭般地回到太和小镇，那里才是我的家。这个寒假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唯一能够记得的依然是寒假结束前舍不得离开母亲的哼哼唧唧，还有就是孩提时代冬天永远旋转的陀螺和奔跑的铁环，这些片段显得斑驳芜杂，在记忆的荒草中静静沉淀。
我一直希望很完整地记述我在皂角小学的四年生活，但现在我发现自己很难做到完整。我尽量让自己回到从前的记忆中，用成人的心灵和孩子似的眼光去凝视那一串串洒满悲欢的足迹。为了这个目的，我不得不开始跳跃式地描述一些经历，这些经历由那些曾经烙刻在脑海里的人和事来串联，像时间的纽扣缀在记忆的风衣上。
1980年的春天来临了，当我回到学校的时候，新楼的地基已经完成，所有教室都重新被调整，场地空前狭窄，到处是河沙石子，而操场成了浇注预制板的场所。作为学校事务教师的大姨妈显得很繁忙，几乎顾不了我，幸好姨妈的大女儿被安置到学校代课，她可没有姨妈的好脾气，我隐约感到一丝不安。当然，对这个当时脾气暴躁的知青表姐的敬畏以及对母亲和弟弟的依恋很快就在日复一日的学习和游戏中冲淡，春节得到的两块钱的压岁钱被我换成一分两分的镍币装在一个盒子里，即便是掰了指头花钱也感觉自己很富有。操场上浇注预制板的过程让我流连忘返，那台发出巨大声音的电动机被俩工人提着，神奇地让那些沙子和石子在模子里安静下来变得平整，然后就看到那两个工人吆喝着把模子翻过去，一块预制板就这么诞生了。从前礼堂外校长讲话的高台被凿了一个大池子，从远处冬水田里抽来的水灌满了它，那些水被用来浸泡石灰或者和河沙水泥，池中的水很快变得灰白，以至于好几次我把伙伴送给我的小鱼放进池子没多久就目睹了它们肚皮翻白。由于活动场地狭窄，学校破例在操场边的老黄桷树上吊了一根竹竿，下课的时候我们就纷纷到那里去抓住竹竿荡秋千，现在看来那是相当危险的，换了今天应该算作是安全隐患。
“西班牙有个山谷叫雅拉玛，人们都在怀念她……”这个春天校园里萦绕着这首著名歌曲的旋律，若干年后我才知道曲调的名字叫做《红河谷》。那时不懂得旋律的哀伤，音乐老师陈炳义——一位端庄的女老师用优美的声音教我们唱这首歌，整首歌的曲谱和歌词写在一张大的白纸上，然后挂上黑板，我是看不清楚的，只能跟着唱。
当我们又开始唱《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时候，新教学楼底楼封顶了，我得以目睹乡村修建楼房的惊险与刺激。那时没有起重机的身影，预制板是人力抬上屋顶的，叫做“扣板”，四个工人喊着号子抬了预制板颤巍巍地顺着用木板搭成的梯子往上，那木梯架子咯吱咯吱响，围观的人都捏着一把汗，我实在是担心他们摔下来。
如果那时我能够明白充实这个词的意思，我一定会评价自己那些日子过得充实，遗憾的是，当我在不知不觉中体会充实的时候，病痛开始折磨我了。这病后来不知是怎么痊愈的，但一直折腾我到高中阶段，吃过不计其数的药，究竟是药的疗效还是其他原因，我和母亲至今都是满脑子糊涂。
在这个夏天即将到来的时候，我开始患上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口腔疾病。我的舌头周边会三天两头生出小的突起，先是红的，然后就变白糜烂，很痛很难受。公社医院的陈大夫认为是虚火上蹿，开上一帖清火的中药，从那时起，我就和黄连结缘了。每一帖药里都有黄连，剂量也不断加大，但是效果并不好。吃了，拉了，舌头痊愈了，过几天又开始新一轮疼痛。那个时候我实在是达不到英雄境界，哭是缓解痛苦的最好办法。我常常啼哭，这让我那“万恶”的大表姐厌恶到了极点。我心里没有钢铁战士那种观念，对这缠绕我的没完没了的疼痛感到悲哀。我常常怀着以暴制暴的心理用指甲把患处掐得鲜血淋漓，然后把舌头殷红的血滴了在课本上，静静地凝视，看着它慢慢凝固，由鲜红到暗红，从此我的课本总是血迹斑斑。老师也注意到了这个现象，并且不止一次地制止。姨妈带我去城里看过医生，但所有医生的结论几乎都是一致的，虚火，缺乏维生素。于是，我除了不皱眉头喝下黄连水外，也吃过大量的维生素，大的小的，白的黄的红的，从A到D。然而结果是一样的，不断地反复，疼痛似乎永无休止。母亲甚至担忧地认为我和小镇那个患舌癌的老奶奶一样，为此而忧心忡忡。在试过所有的单方之后，我悲伤地发现这个病成了我的梦魇。我哭泣着请求医生能够替我止痛，可他们实在无能为力。我单纯地认为让患处麻木是最好的办法，我想到了花椒，噙着花椒让整个口腔麻木多少让我好受一点，于是姨妈家的花椒的耗费量大大增加了，在我的衣兜里总揣着花椒。这样的折磨一直到我离开皂角回到太和小镇念初中，再到高中。黄连上清丸是我的必备。我也说不清吃过多少鱼肝油，还有那种瓶装的多种维生素糖丸。终于，在高二的时候，竟然慢慢痊愈了，而没有人能够说清楚究竟是什么药治好的。
当然，在舌痛不折磨我的时候，我依然快乐。学习对我而言并不困难，春夏之交的泥土气息总让我回味。这是三年级的末期了，学校的新教学楼在不断增高，我和伙伴们都憧憬着未来宽敞明亮的大教室。现在让我回到那一年，毕竟它有着太多的故事。
校园高大的苦楝树撑开它的枝桠，在夏日里掩成一片绿荫。苦楝子成了我们游戏的武器，在那些由寝室改造的临时教室里，我们能够斜了眼看到正长高的楼房，那些工人的吆喝有时会盖住老师讲课的声音，安静的教室便会有碎石落水的微漾……
多年后，我回到这里，教学楼已经显得陈旧，我能够依稀回想曾经墙壁上班驳的涂鸦。好几个从前教师范时的学生毕业后分配到这里。那天，他们中有人问我当年读书时有这教学楼么，我很骄傲地告诉她，这幢教学楼里有我的汗水，我曾经为它运过砖，背过河沙。她诧异地望着我，似乎想从我脸上寻觅逝去的传说。
这幢楼房是我迄今为止唯一亲眼见到从地基开挖到封顶的工程，除了浇注预制板的机器外，其余都是人工。一位临时抽调来管理材料的村小老教师曾经因为它受了重伤，不久付出了生命，这位姓唐的老师不小心从在建的楼上摔了下来，他没有等到竣工的那天就去世了。交通极不方便和人力的缺乏延缓着它建造的速度，停工待料让所有人焦急不安。这个夏天，学校发动所有学生搬运河沙和砖，每个班分了任务，当然是付给力资的。从七八里外的陆家湾砖瓦窑搬运一块砖到学校是一分钱，从五六里外的沙湾搬运一百斤河沙是一毛钱。考虑到我年纪小，老师特别允许我不用参加。但我参加了，因为那力钱对于平时没有零花钱的我有着太大的诱惑力，这也得到了姨爹的支持和赞许。我一次能够背两块砖，或者十五斤河沙，往返一趟走走歇歇约莫两个小时，这样持续一个多月下来，结帐的时候我竟然挣了一块多钱，它在我眼中是丰厚的报酬，可以换成小街上的桃李，魏高人铺里的饼子和水果糖，那份惬意经久不忘。人多力量大，砖和沙码成小山似的，特别是那些沙，成了我们玩耍的又一个去处。我和伙伴们在沙堆上挖出很深的洞，再找来篾条拦住洞口，蒙上塑料纸，再把沙覆盖好洞口，引诱其他同学来追逐我们，当他们踩上面时就陷进洞里扑倒在沙上，我们就哈哈大笑乐不可支；更多的时候我们在沙堆上平平地打洞，捉了虫子关进洞里，美其名曰动物园。那些日子真的无比快活，让我至今无数次怀念。
新楼在暑假来临时基本竣工了，扫尾的工作留给了另外一拨人，我知道下学期我们就会搬进新教学楼里。当那些住在工棚里的工人们收拾行装离开的时候，我竟然有了一丝不舍，仿佛对重新开始的宁静有了某种不习惯。
在放假前的一天，潘老师病倒了。我那时没有能够意识到，从此，我再也不能够看到潘老师站在讲台上了。在一个清晨，我们的语文老师换成了徐天美老师，她告诉我们的消息是潘老师生了很严重的冠心病住院了。当我再次见到潘老师的时候是在北门的中医院病房里，看着她瘦骨嶙峋的样子，我抑制不了眼泪。幸运的是，潘老师只是不能够上课了，由于调养得比较好，她至今健在。
当我结束这段文字的时候，我特别沉重。在停顿了好几个月后重新开始写作这部分文字是因为有好多过去的事使我常常迷失在回忆中。回忆并非全都是美丽的，其中也会有着一些痛苦，这些痛苦在当年并不成其为痛苦，可是当今天去回想，却成为了良心中不安的根源，我愿意忏悔。随后，我将回忆一个儿时的朋友，我应该忏悔，虽然他的死与我无关，但他的死亡让我震动，是他的自杀让我重新审视生命的尊严。 我为自己曾经和伙伴们一起捉弄他感到羞愧和不安，我的灵魂请求他的灵魂原谅我幼时的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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