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2017年6月在上海召开的首届“徽州文书与中国史研究学术研讨会”之后，今年3月24—25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与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再度联手，在芜湖合作召开了第二届学术研讨会，来自海内外的32名学者与会，共提交论文27篇，就徽州文书及相关问题，展开了较为细致的探讨。此次提交的论文皆相当扎实，基本上都是用一手文献（特别是徽州文书新史料）说话，在一些方面具有相当的突破，安徽师范大学相关专家学者代表在会上了学术报告。
刘道胜教授（安徽师范大学）考察了明清徽州赋役户籍和基层职役的“朋名”现象。所谓“朋名”，是指在赋役户籍登记以及基层职役呈报中所存在的因循故祖姓名、合众串合名称、虚设众存户籍等，亦即以虚应之名佥报官府的做法。这些名称循名责实，乃村族社区利益攸关者的共有名号，并非当时的实际人户。他利用万历《程典》、道光《鼎元文会同志录》等珍稀文献，对图甲总户与子户以及图正、乡约、保长、保正、族正等基层职役之朋名佥报现象，分别作了细致的勾勒，并分析了产生此种现象的原因。他认为：“赋役户籍和基层职役的朋名、朋充在明代徽州即日趋普遍，并作为基层社会清承明制之一重要方面长期延续。由明至清，‘编造户籍’、‘佥报职役’是明清国家自上而下的强制规范和要求，然而，这种强制规范经历了由国家‘实征’趋向民间‘虚应’的发展历程。从而在基层社会，普遍存在的朋名立户和朋充应役现象，某种程度上说，是国家与社会博弈的实际结果，也是明清基层治理从制度到契约的集中体现。”朋名现象之广泛存在，再次提醒研究者在对契约文书的研究中，应慎重区分契约书写中虚拟人户与实在人名的差别。
关于置产簿，康健副教授（安徽师范大学）的《明代徽州山林经济规模初探——以置产簿为中心》一文，就聚焦于明代的九部置产簿，对徽州山林经济的规模加以探讨，并藉此讨论了明代民间交易中通货之变化以及白银货币化的相关问题。
丁修真副教授（安徽师范大学）指出：“地方科举史并不是一个静态的数量结果的呈现，而应该是一个立足地方社会，通过时空变化重新演绎各要素间关联的历史过程。”迄至今日，学界对于科甲蔚盛之区的关注较多，而对欠发达地区则甚少留意。为此，他所发表的《“小地方”的科举社会史：明代祁门科举盛衰考论》一文，通过对科举、理学、宗族三者互相交织的历史图景之细致分析，揭示了“小地方”的科举史，与科举发达地区实际上同样有着极为丰富的历史内涵。
王世华教授（安徽师大）以其新见的《新安女行录》、《新安女史征》为例，探讨了徽州妇女守节之“经”与“权”，细致分析徽州地方知识精英对于“守经”、“权变”的态度及其得失，提出了对传统时代妇女守节问题的一些思考。
在此次会议上，每篇论文发表之后皆有相关的评议与讨论。从此次提交的论文来看，有一些研究是与即将刊行的文献资料集（如刘伯山主编的《徽州谱牒》、封越健编纂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藏徽州文书类编?置产簿》以及我本人主编的《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三十卷）有关。在这些资料集中，既有以前深藏于公藏机构人所未知的珍稀文献，也有来自田野新近发现的民间文书。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徽州文书的来源相当丰富，需要我们花更多的精力去探索与研究。
近数十年来，全国各地的民间文献可谓层出叠现，但在众多的地域文献中，徽州文书仍然是最为重要的一种，它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历时长久、内容丰富。迄至今日，仍然偶尔可见新的珍稀文献面世，因此，努力发掘新的文书史料，与其他传世文献多元参证，仍然是今后“徽学”研究的重点之一。
在徽州文书研究中，尤其应加强对明清时代制度史相关问题的探讨。此次的会议成果亦表明，具体而微、质量上乘的徽州文书，为明清经济史、法制史等诸多领域的制度性探索，提供了独一无二的重要史料。与此同时，亦应拓展社会文化史的研究。与其他不少地域文献之相对单一性不同，迄今所知近百万件（册）的徽州文书中，不仅有着随处常见的田土买卖、山林经济之契约，而且还有大量广泛涉及社会生活内涵的生动史料，这为南宋以来（特别是明清时代）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多侧面、内容丰富的重要史料。（王振忠、刘道胜、康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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