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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些具体的执行方法，就能斩断将人束缚在迷境中的各种烦恼，譬如贪、嗔、痴、慢、疑等；就能脱离三界的生死，达到解脱涅槃的彼岸。佛陀的七法，是那些只谈脱离实际的理论的学者、那些只会天马行空的诗人根本无法领悟到的。只有像佛陀这样真实存在的鲜活人物，具有坚强的意志，将自己的一生都投入到七法的亲身实践中，才能够领悟到七法，才能赋予七法以活力，并使其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这一世的人感受到的苦与乐，是由上一世的自己所造的业决定的；未来的人感受到的悲和喜，则取决于这一世的自己所造的业的状况。像这样，佛教徒不应该有为了得到后世的乐才积累善业的欲望之心，而要表现出无尘无垢的举止行为。应该将佛陀的业说和近代的科学思想融合在一起，也应该将佛陀的业说和学者的精神不灭说整合在一起。
佛陀将轮回思想吸收进来，并加以改造，使之成为佛教伦理的基础。该改造绝不止于此。根据印度教的原理，轮回的范围适用于世间万物，包括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然而，佛教的轮回对象仅限有生命的。这样限定的原因是：将轮回的对象限定于生物，使该轮回的学说从理论角度来起看更富有生命力。
佛陀使古往今来的思想家和迷信者都感到了困惑，并将所有和灵魂有关的东西排斥在外，用业的理论来解释三世的因果。人们应该不借助神力，通过自己的力量，在现世达到解脱涅槃。这就是佛陀宣扬的理论。
比较南北两传中的三藏会发现，南传经藏中的四阿含与北传三藏中的内容一致。其中小阿含经中的部分内容也存在于北传杂藏中，但其余大部分内容在北传三藏中都没有。南传的律藏和北传的四分、五分两律类似。南传论藏和北传的小乘论中的六足论类似，但还没有人对此做出具体的比较研究。由此可见，南传三藏的内容只是北传大藏中的极少一部分内容。因为两传的圣典具有非常大的差别，所以在研究的过程中就会产生很多问题。另外，在比较两传圣典哪一方占据更重要的地位时，会进一步引起大乘佛说非佛说这样的争议。结果是必须对两传圣典进行重新鉴定，判断到底哪一些经文的内容才是真正出自佛陀之口。尽管如此，只要南北两传中各自存在具有特殊传承的圣典，从事佛教研究时，从南北两传流传路径的不同造成经书数量上的差异这点来考察，还是一个比较容易的切入点。
第一，大小两乘记录的都是从佛陀的金口中说出的话。第二，记录佛说内容的先是小乘佛典，几百年后才逐渐分化出了大乘佛典。第三，佛说并没有大小之分，只是经过几个世纪的混沌状况，逐渐产生了大小的区别。第一点是自古流传下来的说法，现在也没有什么可讨论的。第二点和第三点看起来很类似，其实差别很大。问题的关键最终归结于到底是将阿含经当作小乘佛典，还是不应该有大小两乘的区别这一问题上。
从大约公元前300年月护王统一了印度北半部并成为转轮王，到450年左右婆罗门教以新的形态复兴，我们暂且将这七百五十年命名为“佛教时代”。该时代是印度佛教的黄金时代。
婆罗门教的文学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摩奴法典》。该法典既不属于吠陀时代，也不属于往世书时代，就是在佛教时代完成的。虽然《摩奴法典》的基础是以维护婆罗门地位和权利为主要着眼点的古老的《法经》，但《摩奴法典》声明自己是适用于印度全民族的法典。
虽然婆罗门教的复兴要源于超日王的保护和奖励，但如前所述，婆罗门教成功复兴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吸收采纳了佛教的礼仪。
为了对抗佛教，婆罗门教将一般民众也都吸纳进来，并让他们成为骨干。这是婆罗门教成功的一大举措。所以，拥有这一特征的婆罗门教被称为“印度教”，以此来区别于佛教出现前的吠陀教。换言之，佛教出现前的婆罗门教和佛教出现之后的婆罗门教有着天壤之别，不仅是在宗教方面，在天文、数学、法律、哲学等方面也都和最初的以吠陀为基础，为了仪式的顺利进行而发展起来的相关学科有着很大的差别。这个时代的文学和科学是完全不依靠吠陀而独立发展起来的。其内容也很难再被分类到吠陀文化中。以上这些就是佛教对婆罗门教的影响。
所谓黑暗时代，简而言之就是在这个时代没有出现任何君王，没有出现任何天才级别的文学家和科学家。建筑、工艺方面也没有留下任何传世之作。北印的历史陷入了一片死寂，没有留下任何能够考察到当时社会状况的资料。黑暗时代可以说是印度向近代发展的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两百年里，印度古文明和古国民全部销声匿迹，近代的印度文明和国民正在静静地孕育和成长。
在伊斯兰教统治的七百年间，印度教钻了国民还没有完全恢复元气这一空隙，大肆扩张僧侣的权力，最终因为权力过度膨胀导致种种弊端出现。腐败至极、充斥着迷信的近代印度教可以说毫无研究价值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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