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碰巧精神健全的人对抗一个失去理智的社会整体和种族心理，在大众意识里他可能会被认为是疯子，那说明了什么——说明那个人真就是疯了吗？
在《送奶工》的故事里，“我”的这个问题，从“我”最要好、最长久、最信任的朋友那里，得到的回答竟然是“是的，如果他在一个与他唱反调的世界里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
《送奶工》这本书里，描绘的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
《送奶工》的作者是英国作家安娜·伯恩斯，她出生在一个动荡的年代，生活在20世纪暴乱中的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她以这部《送奶工》荣获了英国当代小说最高奖项——布克奖。而在我读来，这部《送奶工》与其被称为小说，不如说是散文日记，厚厚的一本，大段大段的被妙语连珠裹挟着的喃喃自语，像是日记，像是自传体，充满了对人生的思虑和抗争。在北爱尔兰动乱的20世纪，18岁的姑娘，青春如火如荼，却遭遇着跟踪，遭受着流言，18岁的“我”的内心，是如何强大到足以和整个社会为敌？20世纪的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又是怎样的？《送奶工》描写的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一个18岁姑娘自我救赎的心路历程。
“我”讨厌20世纪，贝尔法斯特的大街上，底部被绑上炸弹的汽车会突然爆炸，夺取几条生命，再留下一片狼藉。有一次“我”碰巧看到一只猫被炸死了，“我”用手帕包着猫脑袋，想要找个地方把它埋起来，这件事后来被人传成“我”是可恨的女巫或者怪胎，拿着个死猫脑袋到处走，想要施什么黑魔法来迫害他们那些所谓的好人。
贝尔法斯特的大部分人都跟政治扯上了关系，“海的那边”、“那边的人”、“这边的人”，这些词就是一个人的立场标志，你必须要选边站，决不允许中立，否则整个社会都不会让你好过。为了不用选边站，为了隔绝这炸弹和流言一起横飞的外界，“我”宁愿不出门，不得已需要出门时“我”一定随身带着一本书，边走边看。然而就因为“我”没有选边站，“我”成了众矢之的，就连走路看书都成了攻击“我”的借口，“我”看的书都成了有问题的书，为了迫使“我”随波逐流，为了迫使“我”跟随大众的意识，关于“我”的谣言开始四起。
而这个时候，有个代号为“送奶工”的神秘人物出现了，他刻意地制造与“我”的相遇场景，尽管“我”连他叫什么都不知道，“我”和他有私情的谣言很快就传开了。已婚的“送奶工”对“我”的监视和跟踪，为那些谣言机提供了更多加工原料，甚至还有好事者故意接近“我”，想要从“我”这里获得更多可以供他们丑恶的嘴巴闲谈的私密信息，“我”的精神上因此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和压力。
还有一些人会提起“谣言”这个真实的字眼，比如说“有谣言说”，然后把谣言说的跟人似的，就好像挑起或不断散布谣言的不是他们自己。凭借他们看似无冒犯之意的问题，也经常凭借悬而未决的断言，他们带着煽动我的欲望，张开他们的嘴——他们担惊受怕，带着防御的姿态——想让我也张开嘴，提供一些易于传播的私密回答。
在所有人都听信谣言并且也为谣言的流传做着贡献时，总有人保持着清醒和理智，比如痴迷于汽车零部的准男友，他只对汽车感兴趣，对外界的一切充耳不闻，即使关于“我”的流言已经淹没了整条街。再比如准男友的朋友“厨子”，即便是在那个社会里，厨子这个职业跟同性恋是一个意思，他还是选择自己的梦想——做菜。还有那个真正的送奶工，他被公认为社区的出格者，不被人接纳，但他仍旧内心澄澈，用自己的行动证明着对的事情。
《送奶工》不适合当做小说来读，是因为囫囵吞枣地去看只会觉得乏味，而静下心来，耐心品味，才能读出作者强大的内心。这本书最令我震撼的是，作者对人生如此深入的思考，正是因为那些细致入微的思考，才让作者永远能够从狼藉中抽身出来观看世界，才让作者能够在一个与他唱反调的社会里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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