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她的声音让我想起秋天的湿润的早晨，路过一棵桂树，香气甜甜地将你笼住，后来不管你走到那里，在做什么，鼻腔里都能感受到那股香甜。铺天盖地，无所不在。但是其实她的声音并不甜，也没有什么气势。她的声音是平的，轻的，无风无浪，好像对任何事都不带感情色彩，对每个人都无所谓似的。我注意到她说话的时候偶尔会不经意地嘟一下嘴唇，像是思索，又像是不屑。总之当我在第一次班会结束之后，在回去的路上，以及现在躺在床上，凝视着天花板上的一个黑点，她的声音始终都在我耳边回荡。然后我开始回想她的样子，她的头发细细的，在窗外树丛中漏进来的一缕阳光中散发出淡淡的金褐色。那颜色让我觉得温暖。我似乎记不起她的面容了，或者我根本就没来及看清楚。当她转过头面向我的时候，逆光中她的脸变得十分模糊，隐没在窗外参天的水杉林中。
军训的时候，男女生分了两个连队，两个连队紧挨着。她中等个子，站在连队正中间的位置。只有当她们一排一排分别走正步的时候，我才能清楚地看见她。可是走完正步之后，队伍重新聚合在一起，她的身影又溶入那片军绿迷彩之中。我左顾右盼也找不到她，还因此被教官罚了五十个俯卧撑。
后来有一次我们休息的时候，女生连在站军姿，伫立在白茫茫的阳光中，像一棵棵挺拔的小树。我看见她脸颊上的汗水亮晶晶的，于是她的脸也变得亮晶晶的。她整个人都在这片亮晶晶中变得闪耀而难以辨认了。所以直到军训结束，我还是没有能够清楚地记住她的脸。多年以后，当我向她讲起这段往事，她自嘲自己长了一张天生使人忘记的脸，并且举例说，大二的时候有一天回宿舍，看门的阿姨正坐在门口打毛衣，一边飞针走线一边用地道的京片子问她，姑娘找谁啊？她红了脸，微弱地抗议道，我是住这儿的呀。她还笑着说，这件事让她很受打击，甚至想过要改变一下形象，穿个鼻环什么的也不错。我看看她，说，其实你并没有真的那样想对不对？她假装失望地叹了口气，说，真是的，什么都瞒不过你。
第一次上细胞课，老师要求自由分组。后来有一次和她同组的女生生病了，和我同组的男生也请假回家了，于是老师就安排我们临时并成一组，共用一台显微镜。每次观察的时候我都让她先，她微笑着也不客气，看完之后轻俏地抬一抬手，意思是到我了。我透过放大一千多倍的镜片观察那些勃然有力的生命之源，它们是那么渺小却又那么伟大。我一下子觉得胸膛里满满的，我想我可以抬起头直视她的眼睛，对她微笑，甚至，和她分享那些最细微的心事。也许，仅仅是一秒钟，当我从那个神奇的微观世界抽离出来，发现一切勇气和力量都被锁进了那台冰冷的显微镜中。我呆若木鸡地站在实验室的日光灯下，好像那一小片摊在载物台上的烂叶子，一举一动都被愚蠢地放大、观察、嘲笑，最后被无情地丢弃到垃圾桶里。
正当我为此沮丧不安的时候，忽然听见她幽幽地发出一声感叹：“线粒体长得真像大肠呀！”我讶异地抬起头，她从书包里摸出一根火腿肠，递给我：“吃吗？”她总是有这样一些小习惯，谈不上多么离经叛道，但就是好像要调侃一下什么似的。总之一见到她，我的心情就变得轻松、飞扬，当然这是在我们熟悉以后，那种初识她时的紧张已不知不觉消逝了。记得毕业之后，我第一次去看她，坐了夜间到达的火车，虽然我一再嘱咐她不要来接我，我就近找个旅馆就好。但是当火车缓缓停靠在那个简陋的小站，我一下子就在昏暗的灯光中找到了她。她穿着白色羽绒服，围着厚厚的围脖。我下了车朝她走去，她也立刻发现了我，微笑着原地不动。她神态淡然的样子忽然给我一种错觉，好像我每天都会坐这趟车回来，她每天都会站在这里等我。即使是最黑暗的时刻也充满了欢快的希望，因为马上就要天亮了。
后来我们就真成了一组，每次上细胞课都坐在一起，再没分开。因为她的同组和我的同组恋爱了，理所当然地要腻在一起。课间休息的时候，我问她为何会选择这个专业？她两只手捧着水杯，杯子里的热气升腾起来。她就在这片暖和的湿雾中幽幽地说道：“因为植物很安静，它们的生活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有泥土、阳光和水就行了。”过了一会儿，她又说：“你说人能不能活得像植物一样？”
“只靠阳光和水？”
“不，”她比划着，“就是，怎么说呢，比如你喜欢吃什么食物，你就只吃那一样好了，比如你喜欢一个人，一辈子只喜欢他一个就好了……”
我思索了一下，回答她：“好像，也不是不可以。”
她很高兴：“对嘛。”
“但是，”我耸耸肩，“人毕竟是社会动物，而且是有责任感的动物，所以，总要考虑别人的感受，比如父母啦，他们有他们的口味，而且他们不会任由你偏食造成营养不良，或者，嗯，陷入一段没有结果的感情里……”
她有点不耐烦：“做一棵植物就没那么多负担了。”
我笑着说：“作为一棵植物，是不会生出做人好还是做植物好的困惑的。”
她也笑了：“你这么世故，真应该去学社会学或者人类学之类的。植物界不需要那么多顾虑。”
“我世故吗？可我说的是最普遍的家常道理啊。”
“是嘛，”她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我只知道，我妈妈教给我的是，在任何环境里都能自给自足地活下去。”
“那么你根本不需要喜欢任何一个人。”我的语气有些严厉。
话一出口，我就有些后悔，想跟她道歉。但是她好像并不生气，只是默默地发起呆来。我把显微镜关掉，载玻片拿到水龙头下面冲洗干净，又把桌面擦拭一遍。实验室里的人早就走光了，只剩下我们头顶上的两管日光灯在亮着，静默中发出“兹兹”的电流声。晚风吹起了窗帘，吹红了窗外的枫叶。我就一直陪她坐着。
寒假返家的时候，在火车站，我们也是这么并肩坐着，话很少，偶尔她说一句：“你看那个人……”我马上接道：“好像要去很远的地方……”然后又是一阵沉默，过了一会儿，她说：“人为什么要背井离乡？”
我笑道：“你是为什么呢？”
她眉毛一扬：“我肯定会回去的。”
“回去干嘛？”
“生活啊，就像在任何地方一样。”
我把她送上火车，她从车窗里探出身子：“十五见喽！”我摆摆手：“快进去！”汽笛声响起的时候，我正说着：“我给你写信吧。”火车缓缓启动，她微笑着朝我挥手，我不知道她听见没有，自然，也就没有得到她的答复。
四十分钟后，我坐上另外一趟火车。火车是旧式的绿皮车，又脏又慢，车厢里吵吵嚷嚷，没有片刻宁静。以往我总是特别不耐烦，恨不得立马跳下去。但是这趟坐车，内心却出奇地平静，好像有一只厚厚的玻璃罩子将我和周遭的事物隔离开来。我的世界安详、纯净、欢乐，谁也无法侵犯。
可是一回到家就变样了。玻璃罩子被凿了千疮百孔，从那里漏进来的抵触和龃龉像羽毛一样，漂浮在半空。我不管是伸头还是缩头，总能感觉到羽毛细细碎碎戳得眼睛又疼又痒，像要害红眼病一样，无法见光，也无法安眠。我意识到，在这样的环境里我无法给她写信，一个字都写不出来。还好，她可能并没有听到。
妈妈在院子里弓着背筛黄豆。农村大伯每年都上城里来卖豆子，最后剩了卖不出去的瘪的、空的，也懒得往回驮了，就近喊妈妈去扛了回来。哥哥长年不在家，嫂子心直口快，说大伯瞧不起人，没人要的东西才想起来给咱家，说什么都不去扛。妈妈没办法，只好推着乐乐小时候的手推车去拉了半口袋黄豆回来。她有腰伤，不然也不至于推着儿童车穿街过市，“就那么点豆子，不够现眼的。”妈妈跟我说这话的时候撇着嘴自嘲起来。她现在已经能够坦然接受自己的年迈和病痛，不像年轻的时候，爸爸在井下出工伤去世了，她接了班，又不能像男人一样下井挖煤，只好在地面上干运输，铲煤，拉煤，卸煤。为了我们兄弟二人，为了多挣点钱，再脏再累的活她都抢着干。她的腰伤就是那时候落下的。
妈妈眼睛花了，筛豆子的时候十分费劲，她又吝啬得很，一颗豆子都舍不得浪费，所以筛得特别慢。嫂子从她旁边走过来晃过去，渐渐地不耐烦了。“扔在路上都没人捡的东西你还当个宝，天天焐在怀里能焐个带把儿的出来吗！”她一边嘀嘀咕咕，一边把塑料袋抖得“哗哗”响，然后拧着身子出门了。
妈妈只当没听见，这是她和她十来年朝夕相处训练出来的本事。其实嫂子心地不坏，就是嘴巴不饶人。她嫁给哥哥的时候，妈妈连一分钱彩礼都拿不出来，是她把自己偷偷攒的私房钱塞给哥哥，给婆家装点门面。乐乐出生没多久，哥哥就去外地打工了，一年只能回来一次。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学费都是哥嫂出的。妈妈一旦深明大义起来就对我说，你将来出息了，第一个要谢的不是我，是你哥，你嫂。没有他俩，就没有咱这个家。
但是今天，嫂子刚出了门，妈妈就收了簸箕，歪着身子进屋了，屁股还没吻着板凳，就忍不住抱怨开了：“你听听，你听听，她说的什么话？成天到晚嘴巴跟茅厕一样臭，难怪你哥不愿意回家，连乐乐这咱子都嫌她烦了！”我只好开解她：“嫂子什么性子，你还不了解？她说过就忘了，从来不过心的，你也就别放在心上了。”“我要是放在心上，还能活到今天？”她的情绪激动起来，“只怕早就一根绳子吊死了！”“妈……”“唉，唉，”过了一会儿，她不作声了，但是她在凳子上扭来扭去，好像十分局促似的，于是我知道，她不是真的为了来抱怨的。
我起身去倒水。暖水瓶和杯子都摆在五斗柜上，乐乐小时候被开水烫过一次，从那以后这些东西都放得高高的。虽然现在乐乐都上初中了，妈妈和嫂子还把他当小孩子似的，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自不必说，更惯得他张狂无礼，不仅不把我这个小叔放在眼里，连他奶奶和妈妈，都是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我有时看不下去了，还没等拿出长辈的身份管教一下呢，妈妈和嫂子立刻统一了战线，维护起他们的宝贝蛋来。
五斗柜上面的墙上满满地贴着我上学以来获得的各种荣誉证书，什么三好学生啦，优秀团员啦，演讲比赛二等奖啦，红红火火一大片，有的年头久了，颜色褪得泛白，又薄又脆，好像一阵风刮来，就会飞散了似的。每逢客人进门，都无法不注意到那面色彩斑斓的墙壁，照例要夸赞几句，然后妈妈的脸就像喝了半斤烧酒一样，灿若桃花喜笑颜开。我跟妈妈提了几次，撤掉那些过期的虚荣，妈妈却丝毫不为所动。后来她对我说：“你真以为妈是虚荣吗？我只是想啊，那些奖状贴在墙上你爸啥时候回来了都能看见，让他知道他的小儿子也成材了，他走的时候，你还那么小，你都不记得他了吧……”
我拎着暖水瓶的手忍不住抖了一下，差点烫着自己。妈妈还沉浸在她自己的心思里头，没有察觉。我给她也倒了一杯水，她淡淡地抿了一口，脸却慢慢地红了。
“亮子，你，你……有对象了吗？”
我呛了一口水，剧烈地咳嗽起来，“妈？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就问问，咳，你也不小了，有对象什么的，也正常。”
我没有说话，妈妈见我沉默不语，好像意识到什么，立刻变得焦灼起来。
我对她说：“没有这回事。”
她仿佛豁然了，却又不十分相信似的，再次跟我确认一下：“真没有？”
我摇摇头：“真没有。”
妈妈整个人都放松下来，说话也麻溜了，像平时跟邻居拉家常似的：“没有好！大学生就要好好学习，谈对象谈不出什么好了来！我受你嫂子气受了一辈子，就指望能享你几天福来，你可别一毕业就给我弄个媳妇回来！我呀成天就盼着你赶紧毕业了，我去跟你一起过！这个家，我可算待够了！”她又絮絮叨叨说起嫂子的种种不是，我听着听着却出了神，忍不住幻想起将来的生活。我自己一手建立的家，家里头有明亮的窗户，舒适的沙发，有妈妈……和她？可是我无法把她们两个人放到一个画面里，就像你不会在夏天里看见飞雪飘零，不会在沙漠中捕捉到蝴蝶的踪迹。
可是我努力想要调试这种差异，一定有一个适宜的环境可以和谐地安置她们，只是我还没有找到。正当我为此冥思苦想的时候，嫂子推门进来。她一进来，就像同时来了好几个人，屋里顿时热闹起来。她一会儿翻翻我带回来的书，一会儿又让我嗑她手里的葵花籽。我摆摆手，她自顾自地嗑起来，不一会儿脚边就积了一层瓜籽皮。
她心不在焉地问了我几个问题，没等我回答完，她又转到别的话题上头。渐渐地，我就不说话了，只有她一个人的声音在空中尖细地飘荡着。我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等她问我“你毕业以后有什么打算？”，我脱口而出：“可能读研吧。”
她歪着头想了想，一片瓜籽皮挂在嘴角，像一只灰翅膀的飞蛾。然后她用一种十分严肃的口吻对我说：“我觉得不大好。”
我有些茫然：“什么不大好？”
“读研呀，”飞蛾飞走了，她继续嗑着瓜籽，字句和瓜籽皮纷纷而落：“读那么多书人都读傻了，再说咱家的条件你不是不知道，乐乐眼看大了，又不学好，能混个初中毕业就不错了。他喜欢上网，我打算给他开个网吧。你哥呢年纪也大了，在外面干不动了，有间店能养家糊口，给乐乐攒点钱娶媳妇，我们也就知足了！”
“开网吧？”我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我知道没那么容易，说开就开了，”她忽然笑了，“这不有你呢吗？你哥供养你这些年，当然不图什么，自家亲弟兄。可是乐乐总要娶媳妇的，你忍心看你哥五十多岁的人还吊在几百米高的楼上糊墙贴砖啊？”
嫂子走了，留下一地的瓜籽皮，踩上去“窸窸窣窣”作响，像无数只耗子在地上乱窜。我想拿只扫帚来扫扫，又怕吵了妈妈，只好由它去罢。在床上重新躺下来，我已经找不到先前的思绪，像是迷了路，又像是失忆了。我干巴巴地望着窗外黢黑的天色，寒冬里的月亮更显清冷，孤寒，不知何去何从。
我比预先说好的返校时间提早了三天，每天携一本书到图书馆自习，却看不进去一个字，书页一整天都不曾翻动。校园里冷清、寥落，只有铺天盖地的阴沉和寒冷。枯树影里走出来一个熟悉的身影，熟悉的姿态，熟悉的脸庞。她的脸圆圆的，辫梢在风中翻飞。她一手拖着行李箱，一手按在颈间的白色围脖上。她慢慢地朝我走来，越走越近。我觉得眼睛里很温暖，这温暖的气流丝丝缕缕渗透出来，染红了樱桃，染绿了芭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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