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搜狐娱乐讯 3月23日，据韩媒，韩国总统文在寅今天下令彻查“N号房”事件，要求警方调查聊天群所有会员。
“N号房”事件是近期发生在韩国恶性集体性犯罪，案犯们冒充警察威逼利诱受害者们拍摄裸照再用这些照片威胁受害者，对受害者实施性犯罪，还将犯罪过程拍摄下来发布到了会员收费制的聊天群。此案因涉及未成年人，受害者人数众多以及有公职人员涉案而在韩国引发轩然大波，网民们纷纷在青瓦台网站请愿，要求公开案犯以及聊天群26万名会员的身份。
部分行为摘录：
事件发生在2018年下半年到2020年3月之间，在Telegram发生的大规模网络传播，销售性犯罪视频事件。受害者包括大量未成年人，加害者最少有1万人。
20多岁的男性嫌疑人赵某，N号房“博士房”的运营人，被称作“博士”。他将未成年女性的性剥削视频发在telegram“博士房”内，然后收会员费，会员可以进去看比如qj，虐待等内容的视频。
从线上到线下的性暴力事件。受害者全为女性，甚至还有未成年和最小不过11岁的女孩。
其中“博士房”作为“N号房”的模仿犯罪，使用数字加密货币结算销售，又因为Telegram的保安系统本来就非常严格，所以更加难以调查。
目前参与请愿要求公开该嫌犯信息的人数已经达到370余万人（数据可能会有出入，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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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本恶？
斯坦福监狱实验
1971年夏天，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和同事们在大学地下室搭建了一个模拟的监狱，并且征集了24名心智正常身体健康的志愿者，每人每天可以得到15美元报酬，但是必须完成14天的实验。这些志愿者被随机分成两部分，12个人充当警察的角色，另外12个充当囚犯的角色，实验时每组只有9人，3人后备。实验模拟真实监狱环境，囚犯分别被“警车”押送到监狱，然后被搜身，扒光衣服，清洗消毒，穿囚服（像连衣裙一样的罩衫），右脚戴脚镣。
有些装备与真实监狱中的不同，是为了让志愿者能迅速进入囚犯的角色。和真实监狱类似，囚犯志愿者被关在监狱后就不能自由行动，3个人住一个小隔间，只能在走廊放风，每个人没有名字只有一个编号。充当看守的志愿者，没有进行培训如何做狱警，只是被告知可以做任何维持监狱秩序和法律的事情。看守3个人一组，每组工作8个小时，三组轮换。
实验开始的第一天晚上，看守就在半夜吹起床哨，让囚犯起来排队，以验证自己的权威是否已经树立在囚犯志愿者心中。他们惩罚囚犯的时候会命令囚犯做俯卧撑（在真实环境中用的最普遍的一种体罚措施），为了增加惩罚力度有时候还骑在囚犯身上。第二天一早，囚犯们就开始抗议，他们把监狱小隔断打通，用床堵住监狱门不让看守进来。
换班的看守看到以后非常气愤，认为是之前一轮的看守对囚犯过于仁慈。他们用灭火器喷射囚犯，扒掉囚犯衣服，揪出带头捣乱的囚犯关禁闭，并恐吓其他囚犯。但看守很快意识到问题，3个人无法妥善管理9个囚犯，于是他们找了反抗活动中3个罪过最轻微的人，单独把他们放到一个隔间里，给他们比其他囚犯更好的待遇，可以穿正常衣服，可以刷牙，吃更好吃的饭菜。半天后把他们放回到其他监狱中，再把带头捣乱的三个也放到优待的隔间里。囚犯于是相信这三个人因为告密才得到好处，不信任开始在囚犯中传播。
期间，有一位囚犯因精神濒临崩溃，教授不得不释放他。后来，看守无意中听到囚犯们有越狱的传言：之前被释放的囚犯会带领一群人来解救他们。于是看守和教授共同制定了一个计划，先把犯人脑袋套住，转移到其他地方，然后一个人守在腾空的监狱，等待解救者，并告知他们实验已经结束，然后再把囚犯转移回来。从这以后看守对待囚犯更加严酷，经常不让他们休息，做各种卑贱的工作，想出各种方法来惩罚他们。有时候看守不让犯人上厕所，只能他们使用小屋里的水桶，而且还不按时清洗，让各处气味充斥在囚房里。
有个编号#819的囚犯生了重病，见到教授的时候痛哭流涕，说他不能再坚持。实验者无奈只好打算放他走，并让他先在旁边房间休息，去帮他取个人物品。这时，看守把所有囚犯叫到走廊排队开始喊口号：“819是个坏囚犯，因为他死了。”教授回来时看到#819正在低头哭泣，教授让他走，但是被他拒绝，他对教授说，他不能走，因为要向别人证明他不是一个坏囚犯。教授告诉他，你不是819，你的名字是xxx。
这时志愿者才恍然大悟，离开了模拟监狱。教授组织囚犯召开了一次听证会，告诉他们，如果有个机会可以要求保释，但之前的报酬都拿不到，是否会选择保释，几乎所有的囚犯都同意保释。教授在询问完后说要考虑一下这个提案，并让他们回到牢房，居然没有一个人提出抗议。这时只要他们中有人提出中断实验，其实会获得和保释相同的结果，但是所有的人已经把实验当成真实，不懂得反抗了。
到了第五天，志愿者家长请来了律师。因为前几天曾有位牧师来监狱与囚犯聊天，模拟真实监狱中的牧师工作，囚犯们请求牧师找律师来解救他们。但是律师来到现场以后，表示无能为力，因为这仅仅只是个实验，家长们的解救行动失败。但最终实验还是在第六天被终止，原因有两个。一个实验组织者们从录像中发现，看守在夜间往往会对待囚犯更加残暴，使用各种龌龊的手段折磨囚犯，因为他们以为半夜的时候没有人会关注他们的行为。另一个原因是，哈佛大学里一个前来参观的教授，在看到犯人被戴着脚镣连在一起，脑袋上套着袋子看不到东西，还被看守吆喝着在厕所里跑来跑去。她感到相当震惊，强烈抗议实验不能这么虐待志愿者。教授这时也才清醒过来，随后终止了实验。或许我们会困惑心理学教授为什么会如此迟钝，但是在那名抗议的教授之前已经有50人参观过实验监狱，没有任何一个人提出过异议。
这个试验中的所有人，都被深深卷入了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无法自拔，不管是虐待者还是受虐者，甚至于主持实验的教授也被卷入其中，成了维持他那个监狱秩序的法官形象。
看到这里，我们不禁得出结论，人，果然是生来就是恶疮满身浑身流脓的怪物。事实真是这样吗？
2001 年，英国学者 Alex Haslam、Stephen Reicher 和 BBC 做了个有点类似的“监狱实验”。他们去掉了“指导狱警”的环节和“不许囚犯中途退出”的规定，却发现狱警难以施加权威，囚犯联合起来向狱警争得了一些权益。“服从（conformity）并不是天然、盲目、无可避免的。”纽约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 Jay Van Bavel 在 Twitter 上说。“津巴多不但把这一点搞错了，而且他的公开言论还误导了成百上千万人。”Bavel 指出服从实际上是一个主动的过程：比如说领袖在社群中培育一种共同身份的认知。
Ben Blum 采访了当年的参与者，结合了今年四月法国学者和纪录片导演 Thibault Le Texie 新挖掘的资料，发现跟津巴多自己声称（狱警和囚犯的行为自发地来源于被赋予的角色）的完全相反：“狱警”的残忍其实是在实验组织者的引导下出现的。Ben Blum 认为斯坦福监狱实验流行背后还因为符合了人们一些微妙的心理。他在文章中写道：“斯坦福监狱实验的成功远不是因为它科学上的效度（validity），或许是因为它说了一个我们愿意去深信的故事：作为个人，我们很多时候对自己做的可怕的事不能负全责。虽然根本上这个关于人性的洞察并不可靠，但这对人们来说是解放性的……就好比福音的承诺，只要相信，它就能免去我们的罪恶，斯坦福监狱实验提供了一个科学领域的‘救赎’，然后我们主动选择了它。”
看到这里，我们不禁长舒一口气，看来人类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事实真是这样吗？
让我们回到N号房事件，韩国的这一波再次颠覆了对恶的认知，人性的丑恶有时候真的让人不寒而栗……数据显示观看人数为26w,但是也存在共享观看的可能，所以人数应该是超过26w的。(因为该案件涉及时间较长，人员较多，所以这里的26w人数可能存在争议，大家仅供参考。）
超过26万人收看，却只有两个卧底的大学生去追踪这件事。
官方数据的韩国人口是5164万人，这意味着每100人中就有一个付费观看该视频且无动于衷的人，这对生活在韩国的女性来说真的是一种悲哀。（此处已除去绝大多数女性和部分外网人员）
人性本恶或者本善从根本上讲就是个伪命题，亚里士多德说，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个体的聚集形成了整体，而整体形成的系统又反过来影响了个体，这就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真正意义。N号房开始于几个高中生的视频分享，26w人的流量聚集“涌现”了一个叫做N号房的怪物，流量带来的金钱效益，继续催生博士的贪欲，引领他继续上传更多变态的视频，更多的视频满足观众持续的窥伺欲同时带来了更多的金钱。。。这是一个拥有完整闭环的“系统”，身在系统，他们就是系统的一份子，必然会完成系统赋予的行为。所以，本质上，不是人性恶，或者人性善，而是系统之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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