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有个学生叫端木子贡，他处事通达，擅长言辞、交游、经商，家累千金。有一年，子贡在外经商，看到很多贫困的鲁国人被迫卖身为奴。他二话不说，拿出大量钱财把人都赎了回来，并派人把这些贫困的鲁国人都送回了家乡，出钱帮他们安居乐业。
事后，子贡却没有像别人那样到官府领取奖励，在他看来，自己本来就很富有，理应为国家分忧。但是孔子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生气，他责备子贡说：“你采取的不是好办法，从今以后，鲁国人就不肯在替沦为奴隶的本国同胞赎身了。你如果收取了国家的补偿金，并不会损害你的行为的价值，而你不肯拿回你抵付的钱，别人就不肯再赎人了。”
孔子的担心不无道理，自从子贡的这一做法传扬开来后，主动帮助同胞的鲁国人越来越少，很多鲁国人反而因此流落异乡。
子贡的做法就是抬升了道德的杠杆，当这个故事流传开来后，在舆论与当权者促使下，他的私德便成了公德，这样就让道德处于一个很尴尬的地位，让民众闻道德而色变，自暴自弃地想：既然某某人这么棒，那就让他一个人去做好事儿了，我们都没法儿这么伟大。
久而久之，这便违背了当权者的初衷——促进整个社会的道德发展。
我曾经在一家外企实习，到第三个月的时候，我的大学要举行毕业典礼，按照常理，毕业典礼是一辈子只有一次的，一般的人都会很重视，我们的同学都在忙着准备返校参加典礼的事儿，我也是早早买好了车票。
我跟领导请假时，领导说，这个毕业典礼你一定要参加吗？最近香港的那个客户，才交给你负责，你有空折腾毕业典礼的事儿？我说，我可以用邮箱和电话跟进客户的。
领导又说：XX部门的Jolan，她去年大学毕业时，也没有回去参加毕业典礼啊。而且你没得到我的批准，就自己买了车票，你就那么确信我一定会批假吗？
我……竟然不知道说什么好，毕竟批不批假的确是领导的自由。后来，领导虽然给我批了假，但是是在非常生气的情况下批的。
后来，虽然我从那家公司离职了，但也一直与当时领导口中的Jolan保持着联系，她对待工作，的确是一直非常拼命，活得特别清醒而独立的女生，看她朋友圈常满世界跑，未婚至今，应该是没有我们像文科生顾念这么多的儿女情长。
每个人的抉择一定是出于自己的性格、自己的热爱综合考虑过的。Jolan认为当时那份工作对她非常重要，而毕业典礼不过是一个仪式而已，该办的一些手续托同学办好就行了。而我虽然也很喜欢当时的工作，但是毕业典礼也很重要，我是在外省念的大学，我在那里度过了非常幸福快乐的四年，可能毕业后，我和班里的同学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所以我觉得很有必要，回去与同学道别。现在回头来看，的确如此，今年是毕业的第十年了，我一直没有机会与同学相聚。
前几天，我在发言时提到两件事，一件事是我三年前从公办学校辞职来到这所民办学校，另外一件事是我孕七月时主动到外地参加语文教学研讨会。这两件事给领导和同事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但是就我个人而言，我是不太希望扩大这两件事的影响力的，我希望大家能更多地关注到我个人的教学能力。
先说辞职这件事，每个人的境遇不同，我综合考虑了很多因素，也在深夜和自己的内心来回博弈很久，其中追求专业成长，想要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努力占据了上风，于是我做出了对我而言，最合适的决定，但这并不代表，选择留在原来的学校、留在体制内就是不上进、不努力的表现，我以前工作的学校也有一些我很敬佩的老师，他们不仅专业技能过硬，而且在农村坚守了那么多年，还保有爱心、耐心和教育的初心，工作期间，他们对我也非常亲切友好。我辞职几年了，有时候教学上有问题，偶尔也会与他们联系，向他们请教。
只是我个人追求更有挑战、更有趣的生活，但有的女孩子就是希望永远安安稳稳、在家相夫教子、工作上不犯错就行，留在体制内，过着不温不火的人生，这也是没有问题的，每个人追求不同，我们不该用个人的人生决定去标榜别人的人生。
再说怀孕这件事，我在孕晚期，自己感觉身体条件很好，虽然多次孕检，医生都说羊水超标严重，建议在家静养。但是我天生闲不下来，这个学习的机会对我而言也很重要，而且有家人和朋友的陪伴，我就选择了报名参会了，后来事实证明，这个选择非常正确。那次的研讨会真的打开了我新世界的大门。
但是我是不乐意看到其他的孕妈妈向我学习，不遵医嘱，不顾家人的担心，去追求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东西。如果妈妈们觉得自己的身体、自己的胎儿最重要，是非常合常理的，更是没有错的。毕竟当妈妈，也是很多女人一辈子而言非常重要的幸福。
女孩子们，大胆做自己，做让自己觉得幸福快乐的决定。我所做的决定是于我的人生而言，让我最快乐的最幸福的决定，现在回头看，这些决定依然是如此让我快乐、让我幸福。但它们不是榜样，也不该是某种道德标准，只是个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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