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拱廊街在巴黎兴起。这些以玻璃封顶、以大理石铺地的街道将自身打造成自得其乐的小型城市，集聚着琳琅满目的商店，堪称工业与艺术的一次绝佳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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拱廊街的出现吸引了无数外国人前来游览，也为巴黎的游手好闲者提供了绝佳的游荡地点，其中便有后来被称为象征派先驱的波德莱尔。
本雅明曾指出：
“移情就是游手好闲者跻身于人群之中所寻求的陶醉的本质。”
而对无生命物体的移情正是波德莱尔灵感的源泉之一。他享受在熙攘人群中的陶醉，敏感的天性让他与巴黎这座城市尤其是拱廊街中的景象人物产生共鸣，这些正是他的诗集《恶之花》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波德莱尔首创“以丑为美”的审美原则，在这部诗集中描绘出地狱般的绚丽图景。三年后，《人造天堂》出版。这一次，波德莱尔将目光落在了酒、印度大麻和鸦片上，尤其是后两者。
在这本书中，波德莱尔无意于条陈缕析大麻史、鸦片史，而更多的是以细腻、迷人的笔触写出服用印度大麻和鸦片后的身心感受。当然，波德莱尔并非为了吹捧和支持服用大麻鸦片，他甚至还在书中颇为严肃地从个人、社会等角度批判了毒品的服用，对短暂享受过后的副作用与悲剧也直言不讳。
在《人造天堂》中，波德莱尔再次发挥了他无与伦比的感性天赋和移情能力，用抒情的语言为读者呈上独特的盛宴。在描写服用印度大麻后的反应时他如是写道：
“您变成了一株在风中呻吟的树，并向大自然倾诉植物的曲调。现在，您在无限扩大的碧蓝的天空中翱翔……清澈迷人的水在颤巍巍的草地上流动。肉体鲜丽的仙女们望着您，眼睛比水和蓝天还要清澈。您将在最恶劣的绘画中、装饰旅店的墙的最粗俗的糊墙纸之中占有您的位置，扮演您的角色。”
显然，波德莱尔是在用诗人的眼光看待大麻、看待鸦片。他在其中看到了虚假中的不朽性，看到了绮丽的梦境，看到了时间感与空间感的扭曲。而后，他借奥古斯特·贝德罗的话指出鸦片和大麻的意义：
“即让全部的外在的世界具有强烈的意义。在一片叶子的颤动中，在一把草的颜色中，在三叶草的形状中，在一只蜜蜂的嗡嗡声中，在一滴露水的光彩中，在风的叹息中，在森林散发的模糊的气味中，产生了一个灵感的世界，一个绝妙的、充满无序的、狂热的思想的过程。”
波德莱尔笔下所谓的“灵感的世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数千年前古希腊哲人柏拉图的“灵感说”。在神灵附体下，艺术家们陷入亢奋、迷狂的状态，从而得到艺术的灵感。这种神秘主义的腔调一直浸透在文化的发展中，直到启蒙运动中被科学和理性打倒。理性如法官一般对事物的真假作出论断，在这一过程中，曾被当做上帝的特殊朋友的“疯子”被关进了精神病院，宗教更是无处遁形，从公众的教义退守到私人生活的领域。
也正是在理性的地位日益上升的过程中，鸦片和大麻这类有损人意志力的药物被定性为毒品逐出日常社会。归根结底，现代社会所拒绝的是非理性和缺乏自制。
然而理性就是唯一的真理吗？
当代美国哲学家卡普托在著作《真理》中提到，与现代人讲理性不同，古希腊人说“智慧”，而“智慧”是真、善、美的统一，它包括理性但不止于理性。在科学的高速发展中，理性被从智慧中抽离出来，抬为现代真理的主要标准。在这一标准的衡量下，宗教不再具有真理的意义而日渐式微，“文学无用论”的观点甚嚣尘上。神圣的光辉被拂尘般扫去，世界变得像玻璃一样透明，每一道折射的光都有理可依。
然而相伴而生的，世界也失去了它的魅力和乐趣。正如新马克思主义者们所指出的，过分追求理性带来了一个一切都是手段的世界，人们做任何事都讲究正当性与收益回报。它使人失去对不可捉摸事物、对感性事物、乃至对自然的感知能力，失去与世界的共鸣。
在巴黎的拱廊街上，过路的行人大多行色匆匆、目的明确，尽心尽职地担任好资本主义这个大型机器上的每一个齿轮。与他们相比，角落里的游手好闲者们则宛若古希腊时期被逐出城邦的弃民。或许正是在这样的游荡中，敏感的天性让波德莱尔看到了不容于工具理性世界的别样的美。他在《恶之花》中写尽了尘世里的惊艳，将拾垃圾者写得向诗人一般，毋宁说正是一种对美学真理的挑战。而《人造天堂》多像一首缅怀曾经那个还没被科学和理性规训的天堂的挽歌——那片乐土上曾有过信仰、有过热爱，有过夸父追日般的追寻，有过纯粹而深刻的享受。
然而正如标题所言，鸦片和大麻终究是“人造”天堂。波德莱尔赞同法律上对鸦片和大麻的禁止，正如走进现代的我们也无意于打倒理性重返古代社会。以理性作为论断标准自然有其必要性，但正如卡普托所说：
“把真理限制于真论断是不必要、不合理，也是愚蠢的。”
波德莱尔在《人造天堂》中浓墨重彩为我们呈现的，正是理性之外那个迷幻而绚烂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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