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把书面材料准备好，”她说，“再看看感觉如何。”
我还需要父母的纳税申报单，我甚至不确定父母是否报税。但即便他们报税，爸爸要是知道我为什么要它们，他也不会给我的。我编了几十个假理由解释为什么我需要它们，但没有一个可信。我猜想申报单被收在厨房的灰黑色大文件柜里，然后我决定，将它们偷出来。
午夜前，我出发去了爱达荷州，希望能在凌晨三点左右到达，那时家里会一片寂静。到达山顶时，我悄悄把车开上车道，每当轮胎下的碎石发出一丝响动，我就畏缩，我轻轻地推开车门，蹑手蹑脚地穿过草地，从后门溜了进，无声无息地穿过屋子，伸手摸索着走向文件柜。
我刚走了几步，就听到熟悉的咔哒一声。
“别开枪！”我喊道：“是我！”
“谁？”
我打开电灯开关，看见肖恩坐在房间，另一头拿手枪指着我，他放下手枪，“我以为你是……别人。”
“显然，”我说。
我们尴尬地站了一会儿，然后我就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爸爸去了废料场后，我向母亲编了一个理由，说杨百汉大学需要她的纳税申报单，她知道我在撒谎，我能看出这一点。是因为爸爸意外回到家，问她为什么复印申报单时，她说是为了备份自己的材料。
我拿着复印件回到杨百翰大学，离开前，肖恩没和我说一句话，他没问我为什么在凌晨三点偷偷溜进自己家，我也没问他，半夜三更坐在那里，拿着子弹上膛的手枪是在等谁。
表格在我的书桌上放了整整一个星期，最后罗宾陪我一起去了邮局，亲眼看着我把他们交给工作人员，等待的时间并不长，一星期也许是两星期回信寄，到时我正在雷德博打扫房子。所以罗宾把信放在我的床上，并留了张纸条，说，我现在是个正常人了。
我撕开信封，一张支票落在了床上，4000美元！我感到了贪婪，接着为我的贪婪而害怕。上面有一个联系电话，我拨打了号码。
“我有一个疑问，”我对接电话的女人说，“这是张4000美元的支票，但我只需要1400美元。”
电话那头默不作声。
“喂？喂？”
“我直说了吧，”女人说，“你的意思是支票上的钱太多了？你想让我做什么？”
“如果我把它寄回去，你能再寄另一张支票给我吗？我只要1400美元就够了，做根管治疗用。”
“听着，亲爱的，”她说，“你拿到这么多，那是因为你有资格，要不要兑现，你自己决定。”
我做了根管治疗，买了课本，付了房租，还剩下不少钱，主教说我该犒劳一下自己，但我回答说不行，我必须把钱存起来。他告诉我这些钱我可以花。“记住，”他说，“你明年可以申请同样金额的助学金。”于是我买了一件星期日去教堂穿的新裙子。
我原以为那笔钱是被用来控制我的，但它却让我信守了自己的承诺。平生第一次，当我说，再也不会为父亲工作时，我相信了。
现在回想起来。偷报税单的那天，是否意味着，我首次为了离家回到巴克峰。那天晚上，我以一个入侵者的身份，进入了父亲的家，这是一种心理语言的转变，是我对家乡的放弃。
我自己的话证实了这一点。别的学生问我来自哪里时，我答道：“我来自爱达荷州。”尽管多年来，我曾多次重复这句话，但说出它从未让我感到坦然自在。当你是一个地方的一部分，在它的土壤上成长的时候，没有必要说出你来自那里。我从未说过我来自爱达荷州，直到我离开了那里。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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