琐事

那时，家住的是很老的楼房。一进门是一个窄得容不下三个人并立的小门厅，转圈都是门，正面两个门分别是厕所和厨房，左右手的门分别是小屋和大屋。

厕所开门上两个台阶就是一个蹲坑，是那种只容人蹲下的窄小空间，被紧紧地围在整套房间的正中心，关上门不开灯的话，就是个完美的小黑屋。现在想起来，简直是“黑心”的设计，那时候却并没感觉有什么不合理。

厨房从厕所旁边的门进去，迂回到厕所的后方。大约两米见方，一个巨大的水泥池的水槽占了不少的空间，再塞进煤气罐煤气灶和碗架柜，剩下的空间，一人做饭，第二个人贴墙站都碍事。

两居室，小的那间是爷爷的房间。只有六、七平米大小，宽下只得两米，正好放下一张单人床，再放一张写字桌和书架就满了。大的那间长宽都不过三米出头。一张双人床，父亲和M姨睡；一个五斗橱，放杂物；一张书桌，供我写作业以及父亲M姨备课；两口装衣物的木箱靠墙平着放，兼充访客的沙发和我的床。所幸我一直发育很晚，十四岁时还只有一米四，七十斤重，两口箱子便够我睡了。

我在这张“床”上，看完了《红楼梦》和《射雕英雄传》，还和M姨斗了一年的法。

那年，M姨刚刚与父亲结婚。她是头婚，而我正在青春期。

在我眼里，这位老姑娘是个神奇的存在：喜欢听各种咿咿呀呀半天说不出一句整话的戏曲；不吃肥肉不吃酸菜不吃酱油等东北人的常规饭食，反倒爱嚼生姜茴香陈皮这类味道奇诡的玩意儿；三十几岁的“老女人”（毕竟对十字头的小女孩来说，三十几岁已经是老掉渣儿的年龄了）没事儿就在床上玩个倒立什么的；满嘴都是自创的俚语：大学生不叫大学生，叫大皮鞋；长舌妇不叫长舌妇，叫大鞋垫儿（话说我倒是觉得以鞋垫喻长舌妇之臭舌实在精辟得紧）；教授不叫教授，叫走兽或者叫兽……。几乎所有的人，都得她赐予外号。隔壁老师来串门儿，自述家里炒了盘土豆丝，最后剩了点儿菜汤，以节约为本的老婆逼他喝掉，深以为耻，从此该老师便被M姨称为“土豆汤哥”。前几日我返乡时见中过风的“汤哥”还于晚饭后在操场上顽强地跛行健身，“汤嫂“已于数年前离世，大抵”汤哥“的晚饭不会再有土豆丝这菜。

M姨称呼我从来都只叫“丫头”，直到现在，我年近半百，仍是“丫头”。

正在读《红楼梦》的我觉得“丫头”这个头衔非常之不友好，是一种挑衅。于是，我便忘了，若不是她亲手缝制，我已经长久都没有一条合身的裤子——七十斤体重一米四身高的我偏偏有两条要穿三尺裤长的腿——每天早上穿上裤子的时候，我觉得心中有愧，但她一声“丫头吃饭”，我就斗志昂扬了。

我在日记里写了很多她的坏话，很多，很多，虽然现在我都不记得了。很不幸，日记被她偷看了。然后，我爹来找我谈心。再然后，趁家里没人，我在厨房那个水泥大水槽里，一页一页把那本日记都烧了。那次我知道了两件事：第一，用火柴、打火机之类点燃一整本日记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只能一页一页烧；第二，烧纸的烟特别呛人，比爷爷的卷烟还呛得慌，烧完一本日记，我几乎得了肺气肿。

我从此专心和M姨作对。她不吃酱油，我偏要每个菜多多的酱油变成黑色。她做茴香汤，我便掐起鼻子。我那时很厌学，学习一塌糊涂，如果不是怕我爹打，我连作业都不想做。然而，只要M姨打开收音机开始听京剧，我立马扑到书桌前开始做题。

我一直记得有一天晚上，父亲去给夜校上课还没回来，爷爷在小屋已经睡了，我在自己的“床”上躺着看《射雕英雄》。M姨也躺到大床上看书。不知怎么，我突然起意关灯装睡觉，M姨识破我的诡计，把灯打开，我又起床去关。这样反复。两个人都默不作声。灯绳在大床头，我关灯得走过去，而M姨开灯只需要在床上一伸手。我走过去关，她等我走回床躺下，一伸手打开灯。两个年龄差一倍还多的人，各自怀着一肚皮的不合时宜，玩着这个游戏。从楼外看，这家的灯有节奏地一明一灭，只怕是在给敌伪特务发信号。

当我在人生过半时再回首俯看这出戏，感觉要笑出内伤。但那一刻，两个人都实实在在地气鼓鼓气鼓鼓。我心想，我真是白白姓了个李，却不叫莫愁……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也算是个次要的事件，让父亲决心转年送我去外地复读。那个狭小的空间，一个孤僻的老头儿、一个离异多年的暴燥中年男子、一个新婚无所适从的老姑娘和一个刚进入青春期的毛丫头，实在是太艰难。

身披“后妈”长袍的M姨加上那一身怪癖，在我眼里恰似一个骑着扫把的巫婆。所以，离开她我也很开心。

我独自去了另一个城市，在那里如野草般自由生长。我仍然没有一间专属于我的房间，甚至，连专属我的床都没有了——出租房的大通铺上睡着好几个姑娘。也许是闯荡的经历让我多少有了点儿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眼力，再回家时，巫婆已经摘了尖顶帽脱了黑袍弃了扫把。

我们搬了家。仍然是两室，不但每个房间都比原来的大，还多了一个厅，厅里放了张正经的单人床，是我的。我开始不怎么喜欢吃酱油，菜色越来越淡；京剧的韵味也越来越足，管它一句话要唱多久才能唱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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