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思维和行为具有类似物体运动规律的“惯性”，如此这般的惯性被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保罗•戴维命名为“路径依赖”，特别用来分析人类社会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中经常遇到的阻力。随后，“路径依赖”这个词汇，经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的引用而声名远扬。
“路径依赖”具体所指的是：一旦人们做出了某种选择，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由于背后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惯性的力量会悄悄地锁定这种选择，让人一时难以脱身。
路径依赖的好处有目共睹，它可以节省人们因频繁地改道，需额外付出的心理与身体能量，也可以减少人们因频繁地换向，需额外承担的经济学成本。路径依赖的害处则让人痛苦，却不太容易被人觉察：当路径依赖固化为社会中的陈规陋习，定格为生活与工作中的套路时，人们就无法开启心窗去放眼世界，不能有效地接受新知识、新思想和新事物，取而代之的是固步自封和自我发酵，或成为笼中的那群望着香蕉扮鬼脸，谁也不敢伸手去撩的经过规训的猴子，或者沦为提前结束精神生命，天天自我重复呱噪的深井蛙。
为此人需要在必要的时间地点与场合，主动克服思想与身体上的惯性，克服与摆脱路径依赖。为了走出路径依赖误区，人首先要做的是解放思想，主动学习接纳外部世界中丰富的先进思想与理念，并且在消吸收后为本土所用。
热爱生我养我的土地原是植根在人性中的朴素情感，对故土人文地理的珍惜与眷恋也是人之常情，但人的精神与物质的关注点如全部固守于脚下这片土地，抗拒外部世界的进步理念，排斥发达国家的先进文化，憎恨外部世界的新生事物尤其是新思想，一头扎进极端民族主义的陷阱，那么长此以往，个体与群体的落后和倒退将成为大概率事件。
人类精神世界的进化尽管不是一一对应，但也至少跟自然界的物种与人种进化类似，这种进化在一定程度上，应该遵循着“厌近亲远”的自然法则。各种思想和观念在取长补短中，相互进行适当的“远亲繁殖”，则有利于拼合与传承各自基因中的优秀密码，由此形成超越各自原有优势的超强势，给受众的精神世界带来生机与活力，成就他们积极进取、刚毅果决、健康向上以及妙趣横生的人生。
相比之下，有些近亲繁殖的思想，初看上去似乎很纯，让人一时感到舒服和习惯，但因其过分片面与瘸脚，大概率会造成拥有者生命的羸弱和精神世界的弱不禁风。
值得一提的是，思想的“远亲繁殖”在有些人看来就是“杂交”，一想到“杂交”二字他们就心里不舒服，这些人天生迷恋纯洁的事物，似乎凡杂交的，就具有道德上的污点。
之所以有人带着有色眼镜看待杂交，是因为在数百年前，杂交这个符合天道，可以促进物种和人类进化的行为，早就被皇亲国戚加一帮太监们给污名化了。皇亲国戚们因近亲繁殖，使得自己的子孙一代不如一代不说，在他们眼中，思想的远亲繁殖之可怕，恰在于它会打破上层社会对于底层社会的精神垄断，将迫使操控人们精神的教主们，无法一劳永逸地躺平吃老本，而是需要教主和普通人一起与时俱进，不断地进行思想与知识的自我更新甚至创新。
所以即使在思想相对开放的春秋战国时代，“百花齐放”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热闹非凡，但是少有各种思想相互砥砺，罕有不同流派的相互取长补短与相得益彰。比如儒家和墨家对立，道家和墨家老死不相往来，道家又和儒家格格不入。至于后来从印度传入华夏的佛教，又被儒、道、墨、法、名和阴阳等家视为空气，认为是天方夜谭。
自汉朝刘邦开始，为了吸取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在治国的方略上逐渐采用了外儒内法，但是在中国古代的思想理论上，儒家和法家不曾走到一起，也不见有过吸收两家主旨的合著（当然我是不赞同法家思想的）。长期以来官方倡导的是“贬斥百家，独尊儒术”。直到后来明朝，由于王阳明比较精通儒家、道家与佛教，才在儒家的基础上，创立了“心学”，给被历代统治者阉割得变态的儒学注入了一丝新意。由此可见，在中国古代传统思想观念中，路径依赖的习性不能说是达到世界顶峰，至少也属于相对比较严重的。
但是反观西方，无论古代、近代、现代还是当代，各种思想之间的相互借鉴，各种流派的取长补短又自成一体则屡见不鲜。古希腊三贤的思想形成向上又有各自特色的台阶。自然神学最早提倡者之一的阿奎那用自然法则论证“君权神授”，继承中修改了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弘扬了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自然法之说，又高扬近代哲学奠基人之一笛卡尔的理性主义旗帜。牛顿的三大定律中的第一和第二定律，又是对笛卡尔曾经表述过的惯性定律的完善与扩充。
在思想的“远亲繁殖”或“杂交”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作为人类思想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康德一生重大的贡献是他调和了笛卡尔的理性主义与培根的经验主义，对人类的思想进行了一场彻底的“哥白尼式”的革命，这场革命对于现代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进步意义非凡，影响深远。
至于在西方的近代和当代，思想的“远亲繁殖”或“杂交”更是屡见不鲜，比如从中学的课本中就得知，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思想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19世纪法国及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后来又知晓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哲学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则都是从东方佛教思想中提取了精华后熬成。奥地利经济学派最重要的成员之一，大名鼎鼎的哈耶克的“自发秩序”说，又跟魁奈的“自然秩序”和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有着深刻的关联与渊源。至于西方当代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更是思想“远亲繁殖”典型例子，只不过后来这几个胎儿的发育都不够理想。
万物皆流，在这个世界上，那些抱着思想观念的原教旨不变的人事，大都会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沦为科技进步的桎梏，甚至会造成人间灾难。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不乏省察到路径依赖弊端的明白人，否则就不会出现“守株待兔”与“刻舟求剑”这样的成语。具有讽刺意味的在于，中国古代区区明白人中的一些，将自己的小聪明用在了为帝王出谋策划，帮助帝王治民和驭民上面了。类似的事例应该数不胜数，在历史长河的沙滩上俯拾皆是，否则凭借国人在世界上名列冠亚军的平均智商值，中国早就成为世界第一的发达国家了。
好在中国当代的新儒学，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特色社会主义”，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说是经由本土传统思想、西方古典思想、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现代思想相互激荡与远亲繁殖的产物。这些立足与尊重社会现实的思想与特色，尽管其作用和效果有着可进行理论探讨的地方，但尤其是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中的推行，至少让社会在可控的波折中，逐渐抛弃与替换了部分传统文化中的落后基因，同时给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营造了稳定良好的环境。
至于在持续的进步中坚持有效的改革开放，在不断的改革开放中保持进步则应该是国家的长生之道。并且一种思想的生命力的强弱，也往往取决于它跟其它优秀思想进行远亲繁殖的深度与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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