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名叫杜雷（化名），1981年出生在福建省霞浦县洲洋乡沙头村，洲洋乡属城乡结合部，绕城四周，沙头村在东南一角，与小沙、大沙、长沙合称“四沙”，这里是霞浦县崎岖而绵延的海岸线向腹地收缩的一角，也是大面积滩涂向丘陵山地变换的转折点，正所谓“沧海桑田”留下的痕迹，霞浦县城不大，是一片谷地上建立起来的小城，但水上交通发达，历史上是福宁州和福宁府的交通枢纽，也是政治文化中心，改革开放以来，霞浦县再次呈现山海资源的天然优势，发展对台贸易，经济呈现一片生机，外地来霞浦打工的络绎不绝，很多地方的移民也都选择了霞浦这块潜力洼地，随着霞浦填海造田工程的进展，很多大型企业落户四沙片，特别是沙头村，凭借地理优势，起到了一个桥头堡的作用，因此这里也成了移民和打工者聚居的地方，如今的工业园区给当地老百姓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人们的生活正在逐步地提高，但是改革开放初期，就是在杜雷出生的那时候，这里的居民还是主要以农业为主，贫瘠的资源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不得不靠天吃饭，有时遇到自然灾害，想填饱肚子都难，所以村里的青壮年有相当部分选择了外出打工，和许多山区一样，靠劳力双手在地里刨粮食，他家的主要劳力是他父亲，他是最小的，上面还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要把人口这么多的家庭解决温饱问题，确实是个难题，当然更谈不上教育，杜雷的四个兄姐几乎是文盲，他最小，父母亲想到虽然家庭困难，但也要让老幺把学上足，因此在村里念小学的时候，便托亲戚到城里问有没有合适的学校上，但城里的公办学校都需要当地户口，没有户口的走读生也需要关系进去，家里吃饭都成问题，去城里公办学校念书的想法也破灭了。80年代中期在县城开始出现民办学校，解决了乡下来的学生或者城里没有户籍的学生读书的问题，杜雷在村里念完五年级后，又到城里的民办学校复读五年级，他父母和兄姐给他莫大的关心和支持，可是杜雷的习性和生长环境，又是什么样的呢？
先说说，杜雷在村里上小学的情况，沙头村有两个自然村，福鼎楼和沙鲜村，沙鲜村比福鼎楼大得多，因此村小学设在沙鲜村，福鼎楼村大部分但是移民，而沙鲜村土生土长的居多，本来两个村在许多方面都存在隔阂和矛盾，沙鲜村的人凭人多和根深蒂固的优势经常欺负福鼎楼的人，村民在一些事项上经常吵吵闹闹，由来已久，那么这些现象在小孩的心中埋下种子，在村小学里也经常出现沙鲜村的同学打福鼎楼的同学，沙鲜村的同学在福鼎楼的同学面前耀武扬威，好像生来有一种优越感，老师经常教育和劝架，但往往无济于事，因为杜雷一家是从福鼎迁来的，久而久之也接受了这种现实，在杜雷念小学的记忆中就被沙鲜村的村霸同学打了好几次，有一次被打得鼻青脸肿回家告诉父母，但父母却无可奈何，忍气吞声，从那以后在杜雷的心中埋下仇恨的种子。杜雷自己承认，他也不是好欺负的，他也联合本村的同学进行过反击，但都因寡不敌众，都以被打败而告终，所以在小学里他经常逃学，久而久之，逃学变成了一种习惯，就算不打架也想找种种借口逃学，去周边的山上偷摘地瓜和水果，他自己承认本身也很野，就不想念书，打架是另一方面，他有想过报复，但一时半会儿报复不了，也把这事给忘了，总之习惯成自然，他也有他的伙伴，天天捉迷藏或到山上打野战都成了乐趣，甚至把偷东西特别是去山上偷农民的东西更是当作一种乐趣，感到惊险又刺激，吃到不劳而获的东西，反而感到一种成就感。
他就在这种价值观相对有点畸形但又很无奈的环境中在村里念完小学，他家里百般无奈又含辛茹苦地把他送到县城民办小学继续念五年级，当时80年代中期，民办学校还是很少，而且师资缺乏，条件简陋，某种意义上说教育部门的这种教育模式还在试验试行阶段，当时民办学校都在民房内，没有操场，没有分年段的楼层，没有固定的老师，一个老师往往兼几个年段的课，且没有班主任没有辅导员，更别说有专职的生活后勤老师，学校收学生主要为了盈利，解决一个有书念的去处，仅此而已。
杜雷就在这种极其简陋的民办学校复读不到一年，五年级对于小学生来讲其实没有毕业的概念，更不会有升学的压力，但杜雷的家长为了顺利地升入城里的初中，特意叫他复读一年，但就是这一年复读，增加了杜雷散漫、油条的习性，本来在村里小学经常逃学，现在到这种简陋的民办学校更是没有组织性、纪律性，家人在乡下更管不着，寄宿在城里姑姑家因为寄人篱下他常常以学习为借口，借宿同学处。这样有一定自由空间的环境，激发和加剧了他的野性。在民办学校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和不爱念书的同学臭气相投，课后常常聚在一起讲一些与学习无关且受污染的话题，比如游戏里刺激与打斗的快活，比如溜冰场上故意碰触初学者的滑稽，比如录像厅的武打片和色情片的诱惑，比如迪吧和舞厅灯光的暧昧……他们有共同的语言且出入久了慢慢地在他们之间产生默契，虽然他们没有钱买票，但是他们想方设法地溜进去，像小老鼠一样地溜达却慢慢地悠哉有道，久了，各个场所的老板认为他们就是小混混，居然对他们的自由出入，默许如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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