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周颂·酌》：周公的良苦用心

《诗经·周颂·酌》：周公的良苦用心

於铄王师，遵养时晦。时纯熙矣，是用大介。我龙受之，蹻蹻王之造。载用有嗣，实维尔公允师。

白居易有首诗写道：“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文人文章总有这样的魅力，说理缜密到无可辩驳。然而，文人毕竟是文人，文章也毕竟是文章。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历史本身的进程是一点点演进而来的。看不到其中的细微变化，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出乎意料的。换言之，所有我们认为的出乎意料，不过是因为我们错过了其中的细微征兆而已。

关于这首《诗经·周颂·酌》在《诗经》中有着很高的地位。《汉书·董仲舒传》称： “虞氏之乐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这里所说的“勺”便是这首《诗经·周颂·酌》，之所以将它与舜帝时期的《韶》相媲美，表明它本身有着不容小觑的作用。孔子当年在齐国偶然听到《韶》乐，达到“三月不知肉味”的程度。这首《诗经·周颂·酌》背后，一定也有价值斐然的成分在。

回到白居易的判定——周公真的是到最后才被判定为社稷之臣的吗？或者换句话说，周公难道非要到“盖棺定论”时，才能看出他对武王、成王的赤胆忠心吗？显然不是那样的。这首《诗经·周颂·酌》可以说是最直接的证据。

学者们公认的说法——这首《诗经·周颂·酌》是周公的作品。周公之所以要亲自作这篇颂，一则是为了告祭武王——说给死人听，二则是为了影响成王——说给活人听。

在这首颂中，周公说了什么？

全诗共八句话，前六句集中写了武王伐纣而有天下的成功心法。后两句算是和武王的在天之灵说说掏心掏肺的体己话。

武王伐纣而有天下这件事，是成王成为天下共主的政治则本和光荣历史，对他而言，在没有比这个更熟悉的了。所以，诗人并没有在具体描写这场战争上着墨，而是转而从心法这个层面入手，用平实的文字制造疑问，形成强大的文字张力。

“於铄王师，遵养时晦”——手中已经掌控着有力量的威武之师了，却依然应时而动，选择韬光养晦，保持低调。

“时纯熙矣，是用大介”——等到局势特别明朗了，才调动军队一击致命，成就不世之功。

“我龙受之，蹻蹻王之造”——我辈今天能有幸享受如此好的境况，实在都是拜那一场一击致命的勇武斗争所赐。

前面这六句话，重点是说给成王听的，之所以说在武王的庙堂告祭仪式上，就是“吾善养吾浩然正气”，“我”所说的话不欺鬼神，可以让武王的在天之灵予以审查。

从活人的角度讲，成王继承大统，最想做的大概便是甩开膀子加油干了。由于成王的政治经历、经验不足，甩开膀子加油干的结果只有一个——栽大跟头。如果周公想要像王莽一样，自己来做天下的共主，最后的选择便是鼓励成王早栽跟头、栽大跟头。

恰恰相反，周公选择大肆宣扬武王伐纣时的韬光养晦与相机而动。成王作为直接的听众，不可能听不出周公的深意。

从死人的角度讲，之所以要拿这些话放在武王的祭祀仪式上说，就是拿“死人”说事儿，用无可争辩的真理，最可尊敬的人来对成王形成不得不细听详审的结果。为臣之忠，大概也只能忠诚到这种程度了。

最后两句“载用有嗣，实维尔公允师”算是与武王的在天之灵说说体己话。意思是说今天“我们”之所以手中有牌可打、好打，实在是武王您当年深谋远虑、一战定乾坤的结果呀。

话说到这个份上，成王到底能不能像他老爹那样深谋远虑，酌时而动，便只能看他的天赋造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