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两天，有一条消息在深夜炸了锅。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和武汉病毒所联合研究初步发现，中成药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
各大权威媒体纷纷转发了这条新闻。
果不其然，短短几小时后，京东、天猫等各大网络渠道上出售的双黄连口服液脱销，广大市民连夜出门排队抢药，钟南山院士耳提面命的“少出门”的警示早就抛到九霄云外。
就连兽用双黄连、双黄莲蓉月饼都蹭了一大波热度，顺利实现脱销。
狂欢持续不到一天，中央指导小组医疗小组专家亲自下场辟谣：双黄连口服液就是一种普通的中成药，对新冠状病毒没有针对性。
在面对众多权威专家的质疑和驳斥后，上海药物所又发了一个骚声明
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新闻发言人2月1日表示，由中科院上海药物所、武汉病毒所1月31日向媒体提供的《上海药物所、武汉病毒所联合发现中成药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一文，内容是准确无误的。
这一结论是基于实验室体外研究的结果。研究团队通过实验室体外试验证明，双黄连有抑制新型冠状病毒作用，下一步还需通过进一步临床研究来证实。我所提供的稿件中也提到目前正在开展临床研究。
总结一下，就是：
第一， 双黄连是可以抑制病毒的；
第二， 这个结论是通过体外研究得来的；
第三， 还需要进一步临床研究来证实。
体外研究是什么意思呢？
换个说法就是试管试验。想要证明一种药物真实有效，至少需要动物实验、一期临床试验、二期临床试验和三期临床试验。前两步是为证明安全，后两步是为证明有效。体外实验隔临床试验一二三期有十万八千里的距离和惊人的失败率！而现在连个动物实验结果都没有！
病毒本身在体外就很脆弱，这个结果，换成盐水也一样。上海药物所，你怎么不说盐水抑制病毒有效，建议大家多喝盐水呢？
而且，《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年度报告（2014）》显示，2014年中成药口服制剂不良反应报告中，双黄连合剂(口服液、颗粒、胶囊、片)位居当年排名第一，主要的症状是拉肚子，恶心呕吐、皮肤瘙痒。
这不是上海药物所第一次力荐双黄连口服液了。
（二）
2003年“非典“期间，上海药物所左建平团队率先证实双黄连口服液具有抗SARS冠状病毒作用，十余年来又陆续“证实”双黄连口服液对流感病毒（H7N9、H1N1、H5N1）、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具有明显的抗病毒效应。
除了双黄连，上海药物所还推荐过用洁尔阴来抗击SARS病毒。
《首都医药》杂志2003年第12期《洁尔阴洗液在抗SARS方面的研究成果》一文就提到，“洁尔阴洗液抗击SARS病毒作用，经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国家新药筛选中心最新研究证实：其体外在1:100浓度下即具有抗SARS病毒活性”。
又是体外！还是吸入式治疗。
文章中详细记录了使用方法：
“在人口密度大的环境可用喷雾器或空调系统的加湿器，将洁尔阴洗液稀释至30%浓度，通过喷雾或送风系统送入空间，对空气消毒……临床研究显示，给病人吸入后，对呼吸道能起到消毒作用，有利于改善呼吸”
“洁尔阴具有广谱抑菌作用，对多种病原微生物具有抑制和杀灭作用，同时由于其特有的抗SARS病毒活性作用，因此可以用于手部清洁消毒”。
据说明书显示，“洁尔阴”主治清热燥湿，杀虫止痒。
（三）
上海药物所作背书的企业不止洁尔阴一家，其与上海绿谷制药有限公司的关系更为紧密。
上海药物所曾经是上海绿谷制药的股东，现在是重要战略合作伙伴，重要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副市长来上海药物所考察，绿谷董事长会作陪的那种。
绿谷制药官网显示，绿谷制药成立于1997年，绿谷制药的科学决策委员会包括上海药物所第六任所长（2004年至2013年）丁健和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耿美玉。
天眼查显示，目前丁健为绿谷制药的副董事长，耿美玉在2015年4月至2018年9月期间担任绿谷制药的董事。上海药物研究所在2018年6月20日退出了绿谷制药的投资人行列，目前绿谷制药由绿谷集团100%持股。
这个绿谷集团是什么来历呢？
绿谷集团的老板，也就是绿谷制药的董事长吕松涛，在1997年做保健品“中华灵芝保”起家，涉嫌违规宣传。而中华灵芝宝曾被多地工商、卫生部门予以查处，甚至被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撤销药品批准文号。
2008年1月，中央电视台“揭秘‘绿谷’骗局”称，从1996年开始，绿谷集团先后推出了三代所谓的抗癌产品，分别是中华灵芝宝、双灵固本散和绿谷灵芝宝，12年间不断变换名称虚假宣传，且在没有审批的情况下擅自发布产品广告，被各级监管部门曝光800多次，成为那时近十年来全国最典型的系列虚假广告宣传案之一。
其中在宣传绿谷灵芝宝时，广告中曾提到“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通过体外实验证实，绿谷灵芝宝对人体实体瘤和白血病、淋巴瘤细胞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又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
2019年11月初，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有条件批准了绿谷制药治疗阿尔茨海默病新药——九期一®（甘露特钠，代号：GV-971）的上市申请，主要发明人是耿美玉团队。
而耿美玉被质疑多篇论文造假，其中一篇正是九期一的关键论文，涉及细胞研究，被PubPeer指出论文中的图片造假
2019年11月29日，一篇署名为“饶毅”写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李静海的信函流出，指出耿美玉有关药物GV-971的论文涉嫌造假。随后，饶毅向媒体表示“没有发出，有过草稿”。
（四）
“双黄连声明”既然是联合研究，那么武汉病毒所发挥了什么作用呢？
1月29晚上至30日凌晨，中科院武汉病毒所开展了双黄连口服液在细胞水平的抗病毒活性测试，结果表明，双黄连口服液具有抗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功能。
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已于1月29日通过专家伦理委员会审核，启动临床试用工作，30日将扩大治疗病人数量。
神速！真是神速！
忙活了半个晚上就得出理想测试结果，当晚还通过了专家伦理委员会审核，比10天就建好的火神山医院工作效率高多了。
有专业人士开玩笑说，他们应该是做了以下几步工作：
1.打开双黄连口服液
2.将双黄连口服液倒入有病毒的试管中
3.检测发现病毒半死不活了
不愧是拥有中国唯一的P4实验室的病毒研究所！
（注：严谨地说，哈尔滨还有一个P4病毒研究所，不过是研究动物的）
刚刚爆出武汉出现新冠状病毒的时候，武汉P4病毒实验室被吹得神乎其神，“如果武汉搞不定，就没人能搞定”。
现在简直就是被疯狂打脸，唯一的“科研成果”就是连夜炮制出的“双黄连能抑制病毒”的观点，这和当初人们的期望值差距也太大了点吧。
P4实验室到底是什么呢？
国际上将实验室分为P1、P2、P3和P4共四个生物安全等级（P是protect的意思），所谓的P4实验室，是目前人类所拥有生物安全等级最高的实验室，被誉为病毒学研究领域的“航空母舰”，目前全世界只有9个P4实验室。
而武汉P4实验室的三大功能，即成为我国传染病预防与控制的研究和开发中心、烈性病原的保藏中心和联合国烈性传染病参考实验室，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反应体系和生物防范体系中发挥核心作用和生物安全平台支撑作用。
武汉P4实验室在2014年底完成建设后，历经两年的联机联调和试运行，期间分别委托法国第三方检测公司Igenair和中国国家建筑技术质量检验中心，进行全面检测，直到2018年才投入使用。
P4实验室的硬件条件毋庸置疑了，那么软件呢？
（五）
拥有P4实验室的武汉病毒所所长叫王延轶，1981年出生，年仅39岁，出任所长时才37岁。
如此年轻有为，在科研界当是早已博得大名。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她的履历。
2006年硕士毕业后即在武汉大学生命科学院任教，2010年在职读完博士后即成为副教授，2012年成为武汉病毒所的研究员，6年后成为了武汉病毒所的所长。
6年，从普通研究员到正厅级干部！难不成她对科学界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这个级别可比获得了诺贝尔奖的屠呦呦高多了！
这位所长，在中科院武汉病毒所的官网上列出的发表在国际知名期刊上的代表作共11篇，没有一篇是第一作者，其中有9篇是通讯作者，有一篇是第六作者，有一篇是第八作者。
通讯作者多数情况和第一作者是同一个人，对于学生来说，通讯作者一般是他的导师，对于研究机构来说，通讯作者一般是项目负责人。
还有一种是学术界的潜规则，通讯作者是师母。
在百度百科上，王所长的代表作是Cell子刊Cell Host & Microbe发表生命科学学院舒红兵院士研究组在抗病毒天然免疫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博士生周倩为第一作者，舒红兵和王延轶为通讯作者。这同样也是舒红兵的代表作。
舒红兵正是王所长的丈夫。谁说不是夫妻齐心，其利断金呢？
1999年，32岁的舒红兵从美国回到中国，成为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次年，王延轶入学北大生命科学院读本科。
2005年，舒红兵调任武汉生命科学院任院长，次年，王延轶到武汉大学生命科学院任讲师并攻读博士。从公开报道看，当时两人已经结婚。
2011年，舒红兵当选中科院院士，饶毅和施一公双双落选，饶毅当即表示“永不再选”。
2013年，舒红兵担任武汉大学副校长。
各个时间节点都太吻合了，果真是夫唱妇和，亦步亦趋。
至于各种猜测，咱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都不敢说。
只是不要让一些个案变成普遍，寒了多少科研人员的心。
也不要让本应发光发热的科研机构，在危难时刻面前，变成了哗众取宠的小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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