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任何窘况初临时，当事人都主要在思考如何摆脱当前的境况，而日子久了之后，这样的境况也成了日常的一部分。比如焦虑症之于我，虽然它给我带来失眠、癔症和对正常生活的不信任，但另一方面它也给我灵感和扭曲的创造力，我想摆脱它，但也不知道如果真的摆脱它后生活是怎么样的。
在那个只困住我一人的、漆黑的坛子里，当我通过不同的路径——哲学、心理学、艺术——来给自己寻求自救方法并不断碰壁时，逐渐地也出现了更多的问题——可能是有趣的，也可能只是我自己无聊、不期待回答的发问。
比如，当人进入了和自己的斗争——因为自己内部的不和谐导致外部生活出现诸多问题，而并非外部问题带来内部压力——是否有办法再重新来达到平衡？
这个问题似乎有着错误的前提，因为在任何情况下，意识都被外界影响和塑造，任何内部的不和谐，都应该是由外部环境引起的。
所以在心理治疗上，咨询师也经常采用追溯过去的方法：通过和前来求助的咨询者谈话，挖掘可能造成咨询者当前自我困局的关键事件，然后基于人类的同理心进行演绎，与咨询者当前的情况进行对比，推演出大概的心路历程，帮助咨询者拨开迷雾，找到一切最初的原因并直面它，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让咨询者自我接纳，解决困局。
但外界的原因真的那么重要么？起码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在上百个无法入睡的夜晚，我并非在思索某件具体的事件，而是与焦虑和绝望情绪本身纠缠。因为焦虑源可以一个接一个地出现，非此即彼，即使一个得以解决，下一个还是会以同样的套路到来，具体的事件不过是抽象情绪的具象化表现而已，其实它是什么都无所谓。
久而久之，已经不是某个焦虑源，某个外部的压力在困扰着我——不是升学压力，不是大把掉下的头发或者不知为何出现的丘疹——而是自己对前进的生活本身的绝望感。焦虑、绝望或者说内部的不和谐，可以脱离外部生活独立存在，再反过来在外部生活中寻找可以表现自我的现象，使之成为焦虑源。
这种时候找到了原因又如何呢？如果说我不安全感的来源是原生家庭，那么顺利把这一责任推给他们，对我当前的问题也毫无帮助。如果说我当前的焦虑症最初由高血压触发，它现在早就迁移和变形到了其他方面。
而脱离我自身的问题，单纯地来思考因果律在心理治疗中的作用。“寻系铃者解铃”是否也算是一种形而上的迷信？并非系铃者能解铃，而是我们强行让自己接受“世界上的一切事件前后之间必然是存在可解释的因果联系的”这一观点——否认这个观点就相当于否认了人类文明的基本世界观之一，所以要接受它也没那么难。
然后我们再将因果关系进行简化——既不去进行，也无法进行对他人完整心理历程的模拟——只通过关键事件，来建造个人成长的模型，并以此进行解释，提取药方。
这样提取出的药方，其理论根基是不完全稳固的，那么它的有效性，是否是建立在一种类似宗教的、不求完全解释的信仰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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