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文艺》与文艺少年

1991年的夏天我读小学四年级，成为高年级的学生是件非常开心的事。那时候读完小学再读家旁唯一的一所中学是件天经地义理由应当的事，没有择校的概念，更没有“小升初”的压力。幼儿园就认识的小伙伴们会一直相伴到初中毕业，十几年的情份，友谊地久天长。所以虽然我们大多是独生子女，但小时候一点也不觉得孤单。新来的班主任是位女老师，教语文，按惯例她会一直带我们到毕业。班主任姓周，后来我才知道她是上海来的下放知青。那个年代在全国各地都有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城市来的知青。远的去大西北，像甘肃、新疆、内蒙等地，近的到安徽、江苏和浙江等包邮的江南地区。知青们像星星一般洒在全国各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客死他乡，终老未归。所以，能被下放到像我家乡那样的皖南小城，离上海南京也不远，对那里的知青们来说是很幸运的了。若干年后当我坐着火车从家乡去上海读书，车厢里坐满了从江淮官话突然转成吴侬软语的老人们，他们是正月里回上海走亲访友的。说着“阿拉阿拉”的上海话，是一种骄傲，一种乡音，也是一种证明。

我们同学的父母都在当地最大的国企工作，而我们就读的便是集团公司下属冶炼厂的子弟小学。那个年代政企不分，一个企业便是一个社会。小到澡堂商店，大到学校医院，全部都由企业管理。我们的家长是同事，我们同住在家属区，没有谁不认识谁。那时候天很蓝，矗立在厂区大地上的两根烟囱日夜不息地向着天空吞云吐雾，有时候是白烟，有时候是黑烟。什么硫磺烟，什么PM2.5，什么二恶英，那时我们统统不在意。我们只当作一种骄傲，“这里盖起了大工厂，装上了新机器……这里的春天最美丽！”周老师的丈夫也是厂里的职工，不过不是普通的工人，是科室干部。他是不是上海人我不清楚，只记得他身体不好，脸色苍白，头发稀疏，经常坐在阳台上晒太阳。虽然是中年人，但有点未老先衰的感觉。周老师有一儿一女，都比我大好几岁，算起来那时候她应该快40岁了。她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由于眼镜度数很高导致眼球凸出明显。周老师人很瘦，一条长长的麻花辫扎在身后，走起路来一甩一甩的，风风火火，显得非常干练。她说话的音调有点高，语速很快。在我一直以来的印象中，说话快的人要么性子急，要么很聪明。这就是周老师在我脑海中的形象。

上海来的知识青年当老师，确实有着那么一些不同。周老师的身上也多多少少散发着一点小资的气质。开学不久，她就用班费给我们订了一本叫《少年文艺》的期刊。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创刊最早的儿童文学刊物，1953年在上海创刊，由宋庆龄亲自题写的刊名。当时这本月刊可谓是“作家的摇篮”，很多著名作家的处女座都在《少年文艺》上发表。至于另一本齐名的《萌芽》杂志，那是读高中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才能看得懂的。我想周老师也许就是在上海的弄堂里读着《少年文艺》长大的，她深受影响，于是后来做了语文老师。我们小时候阅读面很窄，同学中订阅杂志期刊的很少，去图书馆借书的也很少，主要还是因为经济条件不好，又偏安小城一隅交通闭塞。所以除了课本、优秀作文选、《故事大王》、《童话大王》等，几乎没有更好的阅读来源。这本《少年文艺》便是我们之前闻所未闻的。周老师让班干部们在自习课上轮流在上台朗读《少年文艺》中文章，这样既锻炼了朗读者的朗读能力，又通过欣赏文章提高学生们的写作能力。现在想想，这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教学方法。

《少年文艺》与文艺少年

我从小到大在班级里一直担任班长，语文成绩也很优秀，尤其喜欢写作，所以颇得语文老师的欢心。于是，这本班级公共读物就被交由我来保管，一直放在书包里，随时拿出来给同学们借阅。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特权，让我在随后两年的时间受益匪浅。因为一直有文艺的面包可以啃食，有写作的模范可以参考。而且时间充分，可以细嚼慢咽，可以慢慢品尝。那时候每个月我最期待的事就是赶快拿到最新一期的《少年文艺》，在手中摩挲着封面，在鼻中嗅闻着墨香。每天写完作业后，我就拿出《少年文艺》来细细品读，有小诗可以吟诵，有故事可以阅读。当真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因为都是同龄人的作品，所以很容易会产生共鸣。读罢掩卷长思感慨万千——为什么他们的思想那么成熟，文笔那么优美，立意那么新颖，布局那么巧妙？20多年过去了，我至今还能记得当时读过的一篇文章。故事说的是在偏远山区一个脖子上有瘤的美丽小女孩，因为老是被人嘲笑又苦于无钱医治，最后竟然自己拿起刀片想把烦恼割去，然后用香炉里面的灰止血。最后她倒在了地上，眼中出现的是在灿烂的阳光下开心地奔跑的场景。当时我就被震惊了，然而震惊我的不是那孩子的决绝，而是炉灰怎么还能止血？都说能让人刻骨铭心的东西往往是悲剧，好笑的人和事嘻嘻哈哈便一笑而过，只有那些在心头刻下伤疤留下烙印的痛苦感受，虽然一时会被流逝的光阴尘封，但只要被伤痛的风再次吹开，便会重见天日甚至日久弥新。鲁迅说：“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打碎给别人看”。每一天，这世上有多少美好的东西正在被打碎啊！

阅读得多了，思考得多了，模仿得多了，收获得也自然多了。在《少年文艺》陪伴的日子里，我慢慢地变成了一位文艺少年。我爱上了阅读，我喜欢上了写作，我享受那种文章得到认同的成就感。渐渐地我不满足读《少年文艺》了，我还偷偷地读书橱中父亲的《丑小鸭》（著名青年文学月刊）。我自认为身上的某种书生意气可能就是那个时候培养出来的。人这一生际遇很重要，你在某个时间认识了某些人经历了某些事，就有可能决定了你成为什么样的人。如果当时我接触的是大量的科普读物，也许我身上理工科的气质会更加明显些。年少时我一度的梦想是长大后能成为一位作家，笔耕不缀，妙笔生花，经典流传，读者天下。我不会桀骜犀利如韩寒，更不会特立独行像冯唐，我只是我。虽然事与愿违最后我成了一名程序员，日日夜夜敲着键盘写着程序，但我依旧像写文章一样对待着每一行的代码。对齐着每一个括号，分隔出整齐的段落。在我看来，即使文章写的不好，至少不能有错别字，程序也可以写的很文艺。

在周老师任课的两年时间里，我在正式刊物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也第一次登上了演讲台。我还记得为了那次市教育系统内的演讲比赛，我跟周老师花了好几个周末的时间，在空旷无人的操场上，一遍又一遍大声地排练着。演讲的主题是号召人们节约用水用电。我清楚地记得要说出全世界每天每人节约一滴水，能够让整个中国的人用多少天；全世界每天每人节约一粒米，又能够供全中国的人吃多少年。此后多年我一直怀疑其计算的准确性，以及又是谁吃饱了撑的算这个？不过当时，我必须把那些天文数字硬背下来，再深情并茂地在评委面前说出来。比赛前周老师还特地去找了我父母，叮嘱他们给我买一套新衣服上台演讲时穿。于是，我母亲就给上街给我买了一套运动服，难怪最后我只得了三等奖（优秀奖）。

上了初中以后我就很少再见到周老师了，到了高中更是疲于奔波于家和学校之间，应对各种考试。阅读的时间越来越少，考试的时间越来越多。此后的那么多年，我竟然再也没有见过她。后来听说她的丈夫最终因为癌症去世了，她退休以后就全家搬回上海了。 我想那座她付出青春的小城，有她曾经的爱情，曾经的家庭，曾经的事业，但终究载不起她失去亲人的伤痛，让她禁不起睹物思人的伤悲。搬走是逃避思念，也是叶落归根。

20多年过去了，当初的文艺少年早已长大成人，虽然终究逃不过世俗的窠臼，但仍然在某些时刻保持着文艺之心。现在说起“文艺”，多半带着某种嘲讽的味道，一如“情怀”二字。但的确又很难再找出一个词来形容自己对文学的热爱。而当初的小学班主任，现在必定已经是白发苍苍了。我们同在这座熙熙攘攘的大都市中生活，每日车水马龙，川流不息。在这样的城市中失去联系方式再想见面，却有如登天之难。冬日的暖阳从天空中洒落下来，照在稀稀疏疏的枝叶上，带给人们久违的温暖。此时此刻，周老师是否正在这座城市某处家中的摇椅上晒着太阳，翻着一本最新一期的《少年文艺》，仔细地，慢慢地，读给身边又一辈的孩子们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