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二舅

我有好几个表舅，最难忘的是二舅。二舅是舅妈的一个兄弟，一个孤独的单身汉，和舅妈住在一起，比我舅舅小几岁，舅妈让我叫他二舅。

那年我小学毕业，因为出身有问题，学校没有让我进入镇中学，只能去读乡下 的寄宿中学。抚养我的外婆说没有钱供我去乡下上寄宿学校，那时我唯一的母亲还在青海受历史影响，被当做坏分子在劳教（三十年后平反），外婆抚养我和弟弟确实很困难。

正好舅妈需要有人帮她，叫我去她家当小保姆，帮她看护三个孩子，舅舅和舅妈都在学校教书，于是我住进了舅妈的家，接触到二舅。

舅妈带着母亲和兄弟住在一间自己买的的老屋子里。舅妈一家是从福建搬过来的，舅妈和家人说福建话我一句也听不懂。舅妈的父亲是地主兼资本家，在福建有地产，在上海有家产商业，在舟山也有一些产业，解放后都被归公。舅妈的父亲，也就是老地主在解放后突然死去，舅妈忌口不提是怎么死的，我想大概是被运动打死的。舅妈有好几个兄弟姐妹都在上海，唯有舅妈留在舟山，守着这间自己买的老屋和老母亲，还有精神已经不太正常的二舅。

二舅大学刚毕业，准备去国外留学，突然之间家庭变故，父亲丧命，一大家人沦为平民，甚至连平民也不够资格。那时候出现阶级划分，多少地富反坏右成了社会的敌人，他们就像古代受过黥面之刑的囚徒，他们是贱民，不可进学深造，不可与良民通婚，更不能当官理政，他们是贱籍。二舅一个刚从学校出来的毛头小伙子，血气方刚，满怀理想，一夜之间跌落尘埃，乾坤颠倒，他的思维剧变分裂，再也抬不起那颗“脸上仿佛被刺字的头颅”…

上海一个妹妹也被从大学驱逐出校，整天哭啼啼的也差点不正常。面对这一切，二舅无能为力，就开始沉默，谁知就此沉默下去，无言无欲，再没有苏醒的一天。

我舅舅和舅妈结婚后，舅妈执意不住外婆家，说要照顾老母亲和兄弟，离不开那间老屋，后来舅舅只好住进那间老屋，现在我也住进了那间黑咕隆咚的老屋。

那些日子，我没见二舅笑过一次，也没听见他说过一句话，只见他总是坐在一条小板凳上，面前放着一个高凳子，高凳子上有书本和尺笔，还有一只圆规。我觉得很好笑，那么高大的二舅就像一个小学生，每天趴在高凳子上安安静静地做算术。其实二舅不是在做算数，是在解微积分，舅妈说那都是大学的课程。

有时舅妈叫二舅吃饭时，偶尔二舅会嗯一声。有时我叫他时，他也会嗯一声。他能答应我，我非常高兴，我就仰着脸笑，想看到二舅的笑脸。可是二舅没有笑脸，他的脸上总是乌云密布，阴沉沉的不见一丝阳光。而且你无法和他对视，他的眼神迷茫，焦点不知落在哪里，他不会好好看人一眼，躲躲闪闪不知在逃避什么。但他从不恨声恨气的发脾气，所以我们都不怕他，就好像他只是老屋子里的一件摆设，没有生命，没有气息。老屋是木板房，二舅也像是个没有动静的木头人。

舅妈有三个儿女，舅妈的大女儿快上小学了，每天像个跟屁虫一样跟着我，我带着她总是偷偷地跑到邻居家去玩。老屋门前有一个大院，周围住着好几户人家，家家有许多孩子，男孩玩男孩的游戏，女孩玩女孩的游戏。记得我们女孩总爱玩嫁新娘抬轿子，因为当新娘可以随心打扮。我把在角落里发现的散珠子、花手帕、好看的碎布条都收集起来，把它们串成头饰，缝成盖头巾和飘带，把邻家女孩打扮成一个美丽的新娘，然后我们呜啊呜啊地抬轿子。其实没有轿子，就是几个女孩手搭手围起来，把新娘“抬来抬去”地在院子里走着玩。有时我自己也当新娘，挂满一头花花绿绿的飘带珠子，臭美的很。

男孩子们开始悄悄地观赏我们，后来突发奇想，头上缠一条破布，扮成日本鬼子端着枪冲过来，于是我们大呼小叫地跑来跑去。其实男孩子就是来捣乱，是嘲笑我们嫁新娘的游戏。后来这些古老的嫁新娘的民俗游戏也被“文革”悄声匿迹，人们的服装也简单成一色，人们学会了跳忠字舞。

我们游戏的时候，二舅就坐在门口，有时也抬头看看在院子里疯跑的我们，但又不像是在看我们，那空茫的眼神穿过我们的头顶，落在虚空里。他还是像木头人一样，嘴巴里没有一点声响，眼睛里没有一丝神光。

后来居委会帮二舅找了一个工作，是去码头扛毛竹。二舅去扛毛竹后明显地瘦弱下去，刚开始几天，舅妈不放心，把二舅拉到身边，揭开二舅的衣服看他的肩膀，一片红肿，还带着血渍。舅妈难过地问疼不疼？二舅也只是嗯嗯了两声，不知是否定还是肯定，嗯嗯着一边走开去。这以后，二舅坐在小板凳上的时间不多了。他每天搭一块麻布片在肩上，腰里系一根绳子，还戴上一顶不知从哪里翻出来的旧毡帽，就是阿Q戴的那种帽子，把帽檐压得低低的挡住眼睛，每天低着头去码头扛毛竹，当搬运工干了十多年。不过，不上班或者下班以后还是要坐到小板凳上解解微积分，高大的二舅安静地坐在小板凳上的身影至今还留在我的眼前。

有一天，码头上有人来找二舅，张口说：叫“芋艿”明天早一点去码头，明天活儿太多！

舅妈不解地说：谁是“芋艿”？

传话的人笑了，指指坐在小板凳上头也不抬只嗯嗯的二舅说：他呀，他只会说一声嗯嗯，软弱的没棱没角，蒸熟了也是一团芋泥，浑身上下没有一根刺儿，我们就叫他“芋艿”。“芋艿”的眼睛不会看人，我们有时也叫他橡皮人，他倒是从来不招惹人、、、说完人家走了。舅妈看着被人家叫做橡皮人的二舅，抹了一把眼泪，又叹了一口气。

舅妈和我舅舅结婚时已经三十二岁。舅妈也是不爱说话，小心翼翼地捧着她得来不易的小学老师的饭碗，競兢恳恳地工作。她好像也在躲避着什么，为了照顾好身份是地主婆的母亲和神经不正常的兄弟，她们一家人从不串门，从不招摇，忍声吞气、小心翼翼地做人。好像她们身后有一个无底黑洞，稍不小心就会掉入万丈深渊。

那时候大家都很忙，没有双休日，工作八小时，做饭洗衣缝补都很繁琐。我记得每到星期天，我一起床就看见地上一大盆脏衣服，舅妈要在星期天洗干净这一大家子的脏衣服。舅妈要上班要顾家，那时的上班族女人很辛苦，几乎没有时间坐下来整理自己的情绪，就像一个 陀螺被鞭子驱赶着转啊转啊。后来我自己也变成这样一个紧张又忙碌的陀螺，连陪伴孩子的时间都没有，稀里糊涂一辈子就过去了。倒是现在老了，过去的时光不断像幻灯片一样在脑海里闪现，有些人就像被照相机拍摄过一样，牢牢地定格在我的脑海里。二舅就是我难忘的一个镜头。

后来母亲从青海释放回来，看到孩子们都失学了，心有不甘，又把我送到乡下去上中学。我的寄宿学费是母亲卖血给我交付的，母亲没说一句话，是外婆告诉我的，我这才离开舅妈的家。

后来听说舅妈的老屋和那一片旧屋、大院子都被公家征用，舅妈一家被分配到很远的镇外居住，单身的二舅还是和舅妈挤在一起，二舅就像是一个寄生物，全靠善良的舅妈照顾着他。

我再见到二舅时，二舅已经驼背，仍旧是一言不发，低着头，眼睛不看人，原来年轻的面貌变得苍老黝黑，恹恹的像个老头。舅妈说二舅一直在码头做搬运工，现在务必要给二舅找一个对象，二舅已经三十六岁，怎么也要帮他安一个家。

不久，听说二舅结婚搬出舅妈的家，舅妈给我们看了二舅的结婚照，女人是个寡妇。我看着一个胖胖的女人和二舅的合影。二舅剃了胡须，理了一个平头，显得年轻一些，看上去倒也不错。我想二舅终于有自己的家了，不由替他松一口气。

谁知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舅妈家看到这个胖女人站起来走路，竟然是个瘸子，而且瘸得厉害，走起路来像摇船，右胳膊扭一下，左胳膊再扭一下，腰杆挺一下，把瘸腿拖过来，支撑在地上，才往前挪一步。胖女人说话大声还厉害，当着大家的面数落二舅是个哑巴，是个死人，死鱼眼睛，什么大学生，就是块木头，还不如一个捕鱼阿毛！

二舅一声不吭，像没有听见一样，真是一锥子扎不出一滴血来的“芋艿”，不但没有一根刺，也没有一滴血。

舅妈一家人都不敢得罪这个瘸腿的二舅妈，都让着她哄着她，都希望她对二舅能温柔一点。

可是我的心里替二舅不服，二舅会解微积分，你这个胖女人知道什么是微积分吗？现在想想，一个大学生本是国家的栋梁，多么潇洒的人生，怎么会成了一块“芋艿”？

不过，后来大画家潘天寿的外甥，艺术家朱仁民在文革后曾经画过一张漫画，还得了奖。画面上有一个母亲和一个女儿，母亲在教训不爱读书的女儿说：再不好好读书，将来把你嫁给知识分子！曾经的知识分子就是臭老九，排在地富反坏右、、、的第九位，是要被打倒和排斥的敌人，所以扛毛竹的二舅虽然有文化，在二舅妈的眼里也没有地位。

再不久，就听说二舅病了，坚决不进食，没过几天就死了。

时年正是文革期间，码头工人组织了“码头兵团造反派”，还把二舅强行拉进兵团，经常拖着他去各处造反。别人喊口号，二舅不吭声。别人打砸抢，二舅不动手也不干涉，像个橡皮人一样无动于衷，但有时候他站在旁边也会咬咬牙，有人看见他咬牙，咬的腮帮子都鼓起来，也许二舅的内心深处还是有感触的。

造反派后来突然发现这个橡皮人就是可以被批斗的最好人选，于是冲进舅妈的家里抄家，把二舅的微积分课本和演算的草稿本都翻出来，说二舅写的都是密电码，是要发到台湾去的密电报，要二舅翻译成白话文。本来就是无中生有，二舅翻不出来，于是就开始大会小会地批斗他，把批判会搞得不亦乐乎。结果有一天早上，被打的鼻青脸肿的二舅赖在床上不起来，也不吃早饭，开始绝食，而且滴水不沾。几天下来，二舅妈急得不行，眼看二舅已经奄奄一息， 就强行往二舅的嘴里灌米汤。二舅咬紧嘴巴，米汤都流到外面，流了一枕头。

二舅妈说二舅临死的时候，还流了眼泪，是二舅妈轻轻给他擦掉的，二舅妈抱着二舅大哭了一场。二舅妈刀子嘴豆腐心，毕竟夫妻一场，骂是骂，疼是疼，一夜夫妻百日恩。二舅妈每天给二舅洗衣服做汤饭，暖被窝，还是不想让自己再当寡妇。可是已经晚了，二舅还是走了，那年他才三十七岁，也没留下一个孩子，这就是大学生二舅短暂的一生。

邻居有人说二舅是被寡妇女人克死的，说这个寡妇是个河东狮吼。我觉得其实二舅是早死了，心死莫大于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