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故事，谢绝转载）
1.
2004年8月，我到县一高读书，因为中考成绩差17分，父母东拼西凑给我交了6400元择校费。明立是我高中第一个朋友，因身材臃肿有个“八戒”的外号，他是第二年读高一了，据说上一年交了3万元上了学校“艺术特长预科班”，后来被分流到我们班。八戒的床铺跟我挨着，晚上总找我聊天，他教会我打篮球、喝啤酒，把一些奇怪的话写在纸上传给女生。八戒对人大方、仗义，周围逐渐形成了小团体，大都是些“学生混子”，后来发展到晚上出去喝酒、蹦迪。我因为胆小，很少跟他们出去“混”，但各项“技能”学会了不少。
到了高二分文理科的时候，我遵从家里的意思，为了就业选择了理科。闻东成为了我的同桌，他是个有才的人，喜欢书法、音乐，但就是不爱学习。他总是在早读的时候听着MP3唱着歌，我受他的影响，迷恋上听歌和抄歌词，尤其是周杰伦的前几张专辑，当时每首歌词都能背下来。随着爱好增多，我的学习越来越差，每月回到村里都不敢跟家里说成绩，心中充满了愧疚。
从那时候开始，我发现跟我玩的同学家庭条件都很好，比如八戒的老爸在北京做礼品生意、闻东的老爸在深圳包工程。这些“富家子弟”往往都有一些“爱好”，而我的特点就是很容易把别人的爱好变成自己的爱好，好比逃课打篮球、上课听歌看小说、晚上去网吧玩游戏这些，我一件都没拉下，跟他们一样，我逐渐成为了一名“学生混子”。
八戒他们对成绩全然无所谓的态度，上不上大学都没影响，唯独我不一样。我心里很明白，父母花钱送我来上学，是想让我将来成为一个“坐办公室”的人，不再像他们那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种地干活。我意识到自己距离父母的期望越来越远，但又毫无自控能力，逐渐陷入了困惑忧郁之中。每次看了一整天的小说或是打了通宵的游戏之后，就会精神恍惚，极度困乏却睡不着觉，头脑大片的空白，全身都不受控制，仿佛灵魂在半空中飘荡，摇摇欲坠却掉不下来。这样的状态使我的脾气越来越怪异，话越来越少，在老师和同学眼里，几乎成为异类。
2.
我的情况得到了班主任刘老师的关注，他开始找我谈话。
“你一个农村的孩子，不好好学习，整天瞎混日子，成绩都倒数了，对得起你的父母吗？”
这样的谈话我也是见怪不怪，每次都是低头不语，接受批评教育。但有一次刘老师酒后在教室里直接提起了我和闻东的名字。
“你们俩就是一锅汤里的两颗老鼠屎，我真想把你们从楼上踹下去！”
这句话让我羞怒交加，从此便记恨上了他。
2006年4月，高二下学期期中考试，我和闻东的成绩达到了最差，我倒数第三、闻东倒数第二，倒数第一是体育委员，缺考。
学校向来有按成绩排座位的惯例，成绩出来后第二天的早上，刘老师让我们把各人的书本抱到外面，又以课桌损坏为由让两个同学搬走了一张桌子。开始选座位的时候，刘老师又规定班干部优先选位置，缺考的体育委员优先了，我和闻东就成了最后两个。因为事先搬走了一张桌子，等到我抱着书进去的时候，教室里的座位已经坐满。
我当时感到诧异，抬头想质问刘老师，却看到他一丝嘲弄的笑意，我突然明白了，这一幕分明就是算计好的，不是那张桌子不能用了，而是我和闻东这两个学生不能要了，他要让我俩在同学面前丢脸。
想起刘老师对我的行为，我实在想不通一个本应教书育人的班主任会如此处心积虑针对十六七岁的学生。我已经对他恨之入骨，心想就算退学也不能再受这样的屈辱，我把书放在讲台上，喘了几口气，尽力让自己平静。
“刘老师，我要转班”
“好啊，只要有班级愿意要你”
他嘲弄的笑意更浓了。
3.
我从教室出来，抱着一大摞书本，眼中强忍着泪水，我知道以我的成绩，转班几乎没有希望，可不管怎么样，我不能退学，当时我妈的心脏不好，如果我退学了，都不敢想象后果。
我认为刘老师作为任教多年的数学老师，还是班主任，理科班都是跟他相熟的人，肯定不会要我，要转就得去文科班，虽然学习时间比别人少了大半年，可我也没得选择。
我抱着书，从教学楼二楼爬到四楼，在教研办公室挨个找六个文科班的班主任，有三个当场拒绝，另外两个在上课，我顾不了那么多了，硬着头皮冲到他们教室，这两个班主任对我表示了同情，劝我还是回到理科班去，不能接收我。虽然早预料会有这个结果，我的心情还是低落到了极点，最后只剩下一个二（五）班班主任周老师没有找到，可我知道他们都是一样的，不会要我这样的学生。我也不会再回去求刘老师了，只有退学，那一刻，我都有了隐瞒家里出去打工的想法。
我抱着书准备回寝室收拾东西，怕被别人看到我的窘迫，一路都是低着头，没想到在路上被教语文的张老师看到。
张老师对我有恩，之前我在他的语文课上看小说被校领导抓到，还是他帮我求情让我免受处罚，语文也是我唯一成绩能及格的科目。没想到我的事传这么快，他已经知道了。
“你要去哪？文科班都不要你？”
我只能如实的回答。
“二（五）班班主任周老师跟我关系好，我跟他说说”。
我睁大了眼，感觉自己像是找到了救命稻草，胸口剧烈起伏，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了，只能重复着：
“好...好...好...”。
4.
张老师挽救了我，他跟二（五）班班主任周老师打了电话，又带着我到周老师家里，当面保证“这学生语数外成绩还是不错”的，周老师给了他面子，那天上午，我在二（五）班同学的注目下坐到了教室里，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
得知我转班成功，闻东后悔莫及。那天我走之后，闻东没说一句话，刘老师让他到教室最后边站了一整天，后来别的老师看不下去了，让人又搬了一张桌子，闻东才算重新有了座位。刘老师虽没再说什么，可我想，闻东往后的日子，恐怕也不会好过。
经历了这件事，我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思想也不那么偏激了，精神状态得到了缓解，我试图融入这个新集体。二（五）班是文科班里成绩最差、纪律最松弛的班级，我被安排坐在倒数第三排，不同于理科班死气沉沉，这里的气氛很活跃，坐后几排的同学大都有外号，尤以“大”字辈居多，像是“大B、大蛋、大锤、大棍”之流有好几个，我初来乍到，整天看着他们插科打诨，也很新鲜。
到文科班之后，我发现我对政治、历史的兴趣很大，虽然上课仍不怎么听，但愿意自己看课本了，当时想，即便考不上大学，这文科班我却是来对了。
5.
我虽然转了班，但还住在原来的寝室，因为二（五）班的男生寝室住满了。本想着住原来的地方也没什么，可没想到那位刘老师会来查寝。
那是2006年4月底的一天，我转班已经有两周，晚自习结束回到寝室已经十点，我照常跟寝室几个人打招呼，他们表情都不自然，我感到很奇怪，问了一个关系好的老同学。
“刘老师来查寝了，发现你还住这儿，等会儿可能还要回来找你，你得有个心理准备，小心点”。
我想起刘老师的样子，恨不得马上离开，可我根本无处可去，只好想着怎么应付。没过几分钟，刘老师果然回来。
“你怎么还住在我们班的寝室？”
“二（五）班现在没地方住了”
“你不是我们班的学生，明天别让我在寝室再看见你”
我无语应对，刘老师阴沉着脸离开。他这样赶尽杀绝，我的理解是因为我没有向他低头、挑战了他的权威，但让我去求这样的人，我做不到。
那时我刚17岁，可能是一生中最为倔强的年纪，认准的事情绝不会低头。我没法住在原来的寝室了，第二天早上我收拾好东西，暂时存放在闻东那里。实在想不出晚上能去哪住，我只好向班里号称“大玩家”的“大棍”请教。
“大棍，哪里有可以睡觉的地方”
“网吧”
“网吧一晚得8块，我可能得住好多天，没钱啊”
“东大街有家录像厅，“挺”在大厅沙发上，可以睡觉可以看录像，半夜还有好片子，一晚上三块”
这真是个好去处，我心想。当时我一个月的生活费是二百元，本来也不够花，这个消费无非找人多借几十块就行。
6.
当天晚上我就入住了录像厅，进门交了三块钱。大厅里面有四个半长的沙发和二十几个单人座，我去的早，抢到了沙发。陆续来了几个人之后，老板问看什么，有个年龄跟我差不多的“社会青年”喊着要看“老黄”。
“看老黄得到十二点以后，就你们几个人，先看个英雄本色吧”。
这时候我才明白，原来“老黄”就是三级片。我平时看电影的机会很少，就是去网吧通宵也是玩“大话西游”和“半条命”，既然花三块钱了，不看白不看，英雄本色是个好电影，我看的热血澎湃的。又能看电影又能睡觉，感觉三块钱真值。一部看完就十二点多了，我心里很激动，该看“老黄”了。有个小伙催老板换碟，老板说等一会，有几个“老人儿”打他电话了，一会儿到了一起看。
我迷迷糊糊睡了一会儿，几个人进来的时候醒了，一点多时候，“老黄”开演。那天放的是“满清十大酷刑”和“人肉叉烧包”，这两部电影充满着惊悚、暴力、色情，我像发现新大陆一样，感到从未有过的新鲜刺激。
我也成了录像厅的“老人儿”，每天晚自习后第一时间赶到占位，睡到十二点多准时收看“老黄”，到三点多再睡到五点，步行回到学校。我看完了“满清系列”“玉蒲团系列”“偷窥无罪系列”“聊斋系列”，年纪轻轻就成为一名“港产三级片专家”。
到了五月底，我在录像厅已经住了近30天，我交代了“大棍”替我保密，班里其他同学并不知道。我每天早上回来后把书竖立起来挡着脸，老师转完一遍之后就开始睡觉，一下睡到中午再去吃饭，同学都以为我是去网吧通宵。
这段时间虽然我每天上午精力不济，下午还是正常的，转班的事情我没有告诉家里，想先拖一段时间再说。我仍然是不听课，利用下午的时间看政治、历史课本还有一些借来的小说，那些天连续读了《平凡的世界》《穆斯林的葬礼》《活着》《悲惨世界》，每读一本书我心中的不平和怨恨就会减少一分，我已经能够淡然面对我遇到的一切。
7.
2006年6月初的时候，学校新校区投入使用，因为我们快升高三了，学校要求全年级的教室和寝室全部搬到新校区。新校区的寝室楼共六层，学生寝室占用了四层，因为还按原班级搬迁，所以寝室还是住满的，仍没有我的位置。
因为去录像厅的花销，我已经负债累累，借了几个同学共三百多元，我骗家里说要买书，那个月多要了二百，但不够还账的。我只好把欠的多的还了，欠的少的继续欠着，那个月只留了一百元的生活费。我算着一天两顿饭加上晚上三块钱去录像厅，这一百元也就撑十天。我去找闻东想办法，遇到了闻东的一个朋友“大头”，大头得知了我的情况，出了一个主意。
“我们新寝室一楼楼道里有两个破床，是原来装修工人用的，不如咱把一张床搬到空着的六楼，你自己住个单间？”
“六楼的门没有锁吧”，闻东说到。
这真是个好主意，我还管他锁不锁的，录像我也看的差不多了，能给我省钱就是好地方。当晚我们几个就把床抬到了六楼。
我走读住校这么多年，第一次住上了没有锁的“单间”。
8.
我的“单间”属于“没人管地带”，成了同学们逍遥快活的地方，八戒、闻东、大头还有他们的朋友经常到我这打牌、抽烟。有天晚上寝管阿姨发现了这一窝点，向我质问，我只好说出了我的经历，博取了她的同情。她警告我要注意安全，不要让那些个“学生混子”来这鬼混，我满口答应下来。
在一高这种严苛的教育模式下，想搞特殊是很难的。我知道我这个“特殊”不会长久，却也没想到我的特殊这么快就得结束。在临近高二期末考试的一天晚上，陈校长亲自到新楼查寝，不知道在哪了解到我的情况。我的“单间”里面没有灯也没有锁，陈校长拿着手电走到我的床前，问了我几个问题，当即指示年级主任和周老师尽快给我安排住处。
周老师真是个好人，他虽受到校领导的训示，却没有批评我擅自搬到六楼，第二天就带我去找了隔壁六班的班主任，将我安排到六班的寝室。
在期末考试前两天，我终于像其他同学一样，住进了集体宿舍，过上了正常的学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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