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其文学作品《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几乎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了。196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并且在投票中获得第一。但是由于此时老舍已经去世，该奖颁给了日本作家川端康成。
老舍早年曾经留学英国，一方面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另一方面又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可谓是集东西方文化之大成。正是由于有着西方文化的视角，他看待中国文学的角度也较常人更为新颖和犀利。
1930年，他从英国回到中国，任齐鲁大学教授。在此期间教有《文学概论》一课，该课的讲稿后来由中国文史出版社整理出版。在讲稿中，老舍提出了中国人治学的三个毛病。
第一，以单字释辞
中国人做文章历来惜字如金，解释辞意的时候，更是如此。比如“文学”是一个辞，它有它的内涵，这样的内涵即使是一句话都不一定能够完全解释的清。但是，我们的古人却只用一个字就解释了，如《易》，“物相杂，故曰文”；再如《说文》，“文错画也，象交文”。这样的说法一旦形成，就基本无解了。因为国人对于“字”有着莫大的信仰，而且认为《说文》等书是足以解决一切的。（这样的思想即便现在还有）
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于现在的学术名词多是由外国文字翻译过来的，如果不明白译辞的原意，而勉强翻开中国字书去找本来不是我们所有的东西的定义，那岂不是缘木求鱼，费力不讨好了吗？
比如哲学，为什么有人说中国没有哲学？因为在“Φιλοσοφία”（意为爱智慧）这个希腊词，或者“philosophy”这个英文词被翻译为“哲学”两个字引入之前，我们虽然有“哲学”这两个字，但是却没有“Φιλοσοφία”所指的精神内涵。那么，当我们想要把我们自己的老子、庄子等传统文化告诉别人的话，是应该钻到故纸堆里寻先贤对“哲学”的文字释义呢？还是整个的钻研西方的“Φιλοσοφία”呢？
如果这一层意思都没有搞清楚，那只能是鸡同鸭讲，驴唇不对马嘴。
第二，摘取古语作证
老舍批评中国人的思路大多向后走，凡是不由逻辑法来辩证，只求“有诗为证”，含糊了事。他认为正是这种思维习惯使中国人的思想永远是转圈圈的，永远是含糊的一贯，而没有彻底的认识。就像是一大锅乱炖，什么都有，又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确切。
比如什么叫“革命”？中国人不去读革命史，不去研究革命理论；而是先到旧书里寻，找到了“汤武革命”，就大呼中国固有，然后心满意足了。比如“文学”，论语上说“文学子游、子夏”，就寻到了文学的出处，便也就不再追问文学到底是什么了。
这样向后走的治学思路，只问古人说过没有，而不去问对与不对，而更不去问古人所说的是否有明确的界说。这样的治学态度和思维习惯，是很有问题的。最后老舍总结道，“拿单字来解释辞，弊在错谬的分析；以古语证近代学术者，病在断章取义。”
第三、求实效
中国人是最讲实际的，这点从鲁迅“拿来主义”的评判中，可见一斑。无论是不识字的乡民，还是博学之士，对事对物的态度是一样的：凡是一事一物必有它的用途。
老舍引证说，“一个儒医的经验，和一个乡间大夫的，原来差不多，所不同者是儒医能把阴阳五行也应用到医药上去。儒医便是个立在古书与经验之间求实利的一种不生不熟的东西。”
“专研究医理也好，专研究阴阳五行之说也好，前者是科学的，后者是玄学的，玄学也有它可供研究的价值与兴趣。但是中国人不这样办，医术是有用的，阴阳五行也非得有用不可，于是二者携手，成为一种糊涂东西。”
儒医如此，文人呢？文人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读书原来无非是为了仕途或者趣味，但是他们偏偏不这样，非要把一些什么道啊、理啊往笔尖上转悠。所以文学就不许是一种无所为、无所求的艺术，因为一件东西如果没有用处，那就不算是一件东西。所以文学必须干点什么，不管是载道，还是说理，反正得有用。
老舍借着西方文化的跳板，跳出我国的传统文化之后，以这样的视角来评判，确实犀利、老辣，也很到位。虽然它更多的是站在当时的时代，批判当时的风气，但是这样的视角，即便在今天看来，也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去学习的。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