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居二大爷姓李，大约生于1955—1960年之间，终年60多岁。
他是中国亿万农民的缩影——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百废待兴的年代，吃穿用度都很紧张。他们的父母辈又拼命地生孩子，每家基本上都是七八个兄弟姐妹，那也是一个人口极速裂变的年代。
二大爷幼时受到过一些基础教育，可以识字看书，写得一手好字，平时村里有什么喜事白事，他都坐桌帮人家张罗记账的。
他生平最喜欢喝酒，还记得小时候去他们家玩，看到他们床底下摆满了一地的酒瓶，非常壮观。所以，他经常处于一种微醺的状态，每天乐呵呵的，走在大街上哼哼着小曲儿，回应别人打招呼，咧嘴笑起来，一口整齐的白牙赫然入目——大概是整了满口牙套。
他的普通话很标准，在我们村他这个年龄段，极少见，二大爷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引经据典，大道理讲地非常好，大概这些年他也走南闯北走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世面，也从事过很多工作。
在他出事去世之前，也一直在工作，这大概也是中国亿万农民的缩影——一辈子种地，没有攒下多少积蓄，也没有养老保险，老无所依，他们的下一代没有实现阶层跨越，不能回报他们舒适养老，他们只能自己不停歇地干活挣钱，儿女的生活自顾不暇时，他们还要拼命挣钱、省吃俭用补贴儿子、孙子，一生疲累操劳，直到生命终结。
这是每一个农民父母的生存焦虑，促使他们不停歇、不敢闲、不能等。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大约，父亲年少时也是跟在二大爷屁股后的小玩伴，他们都是一个时代的人，有着特殊的情感。父亲病重时放弃治疗，回到老家，二大爷专门去看过父亲，和父亲絮絮叨叨说了一些话，又提起父亲2003年脑瘤手术后回到村里只能叫出他的名字的事。那时可能彼此都知道，是人生中最后一次谈话，人生的告别，不说生死，但是都知道以后就只有阴阳相隔了。
父亲去世后，微醺的二大爷也曾坐在我们的院落里，说起父亲的种种往事，回忆着父亲的好，说起这父亲曾吃过的苦受过的罪。他们一定拥有着很多年轻时候时候的趣事，他们那个时代的记忆，如今都零落成泥碾作尘。
最后一次见二大爷，还是在爸爸下葬那天，二大爷依旧喝地醉醺醺的。那时奔丧而来的众人都吃过饭后，我们去收拾酒桌上的盘子、食物，我当时在捡散落地上的矿泉水瓶，二大爷看到说：妮儿，别捡了，你也卖不了几个钱，留给捡垃圾的老头儿捡吧，老头儿怪可怜哩。
父亲去世三个多月了，万万没想到，二大爷突然意外去世。
他跟着施工队给别人盖房子，从高处跌落，抢救无效，永远地离开了。
从我记事起，不管走了多远，回到村里，总能看到他们——同姓或不同姓的爷爷奶奶、大爷大娘、叔叔婶子……
仿佛他们会一直在，我任何时候回去，总能看到他们，他们也许老了矮了，但样子变化不大。但是当我细看他们时，又发现他们的容貌老的有点陌生，皱纹一刀一刀刻满了他们的脸，遮挡了他们原本的面貌，让我难以辨认这还是不是曾经的他们。
我现在已经长到三十多岁，他们依旧习惯叫我敏妮儿，他们却真的老了，他们中的一些人，过早地、永远地离开我们。
这时，我不得不承认，我们长大了，他们的时代永远地成为了历史，他们隐退于舞台以后了。
我们还能记得他们，我们的下一代却对他们记忆零落，第三代人以后，谁还能记得他们？
这样的历史，在地球上重复了亿万次，既残酷又无法避免，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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