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我边上的姑娘，在窗户上用手指划过玻璃，红红的指甲油，写了些什么。
我正坐着一列高速火车，即将穿越过一千多公里的山林与荒野。我看了下表，还有一分钟，就要开动了。
我找到自己的座位，右边靠窗的女孩子，没有看清容貌。有时候就这样，第一眼没看清，便不好意思再去看，生怕对方发现，所以全靠脑补。
我往下看了看，她穿着条纹的运动裤，脚上也是条纹的运动鞋，粉红色的呢绒大袄；还有一个红色的随身包。我不知道她是否注意过我。她在看手机，iphone，第几代却不清楚。
车上人不算多，鉴于目前是春运时段。车厢连接处蹲着、坐着三五个人。人可能都被压缩到了普通列车上——毕竟要确保高速列车的体验。
那情形有点像空调的原理，让室内人冰爽的同时，却让外面更加酷热。但我想这或许符合马克思的原理，这样的生产关系更适合生产力发展。
车上随时能听到零零碎碎的冠状肺炎消息，按照新华社的消息，武汉500例，北京14例，其他省多多少少都有几例。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有100多例疑似。在我看来，有两个疑点：第一，若是武汉仅仅有几百例，怎会恰好从武汉回来的人，把病毒带到了各省；第二，武汉并没有疑似病例的数据。
或许是推理小说写多了，或许是过于敏感，但这些猜测就像风中的蒲公英，谁也不知究竟会落向何方。
回到家乡时，戴口罩的人不多。我不知道是他们过于麻木还是我过于敏感。
父亲开车路过夜市的时候，人似乎没有比往常少很多。蓝色的棉布帘外，透明的外层上写着“空调暖气开放”，烧烤店的霓虹牌子上写着细细密密的汉字：虾尾、烤鱼、海鲜、蛤蜊、酸辣白菜、麻辣串、……
父亲又不知在嘟嘟囔囔骂着什么，必然是某种路况，令他不满。有时是针对其他车；有时是针对行人；有时是针对，我也不知道的什么东西……
车里放着外文歌曲，或许是过去的我导入的；但现在的我，竟觉得无比陌生。
母亲是随我一起回来的，她还没到门口，便已经传来了电话铃声，是她姐，我姨妈。
姨妈是村里人。她打电话的声音很大，她扯着嗓子说话。有时两个人通电话，我觉得不像是聊天，只是各自聊各自的事，无非是东家长西家短、 七个碟子八个碗。
母亲与姨妈在商量要接村里的外公、外婆洗澡的事情。“收拾干净、吃顿好饭”是她的宗旨。外公退休前是个兽医，最早的时候，做阉割猪的活计。禽流感的那年，转了正。后来，子承父业，我舅爸接了班。
舅爸喜欢狗，他在家里弄了数十只狗，所以外公家里弥漫着一种狗气，如果硬要形容的话，那是各种臭味的集大成者。
所以洗个澡是很有必要的。
一会父亲、母亲接着外公、外婆来了。外婆年纪大了，耳朵不好使。
她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说：“昨天晚上。”
她接着问：“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又重复了一遍。
她还问：“我什么回来的？看起来是瘦了，什么时候走？”
我突然想起去年便是这样的对话。我打开电视，电视里呜哩哇啦地放着节目。其实，电视的功效已经达到了，至于节目，并不重要。
下午我便和父亲，去姥姥（在我们那里，姥姥是爷爷的母亲）家。
到老家的时候，率先迎接我的是阿黄——老家里的一只狗，它有着黄白黄白的毛。它摇着尾巴，摇头晃脑的似乎很开心。
我不知道它是靠耳朵还是鼻子率先预感到了我的到来，总之，阿黄喜欢围着我转圈。不一会又来了一只瘦瘦的黄狗，阿黄找到了自己的玩伴，两只狗奔跑着、打闹着、嬉戏着。
我推开大门，铃铛发出清脆响声。
姥姥今年九十五岁，几年前她的腿不大灵便了，她用一种带轮子的椅子（不是轮椅），扶着走。奶奶说，姥姥一顿饭还能吃一个馒头，不知还要活多久。顺便提一句，姥姥与奶奶是婆媳关系，很紧张的那种。
姥姥的精神看起来还好，她养了一只白猫，雪白雪白的不带一丝杂色。这只猫也养了好些年了，每次姥姥叫“哩哩—哩哩—哩哩”，它便会从屋檐上跳下来吃饭，灵敏又矫健。
有时它又会和阿黄一起抢食物，在大年初一的时候，一大桌子人围着吃饭，大家会吐点骨头、鱼刺给它俩。我有时候觉得，一个人养宠物久了，宠物便会和主人性格有点像。
就像这只雪猫，它爱干净、挑剔、孤僻。期间，姥姥又把外婆问我的话，问了一遍。她的眼神依旧锐利，但耳朵没有原先那么好了。
她有时候重复问我问题，我能看出她的尴尬。有时候，她又会忘了问过的问题，隔了一会，又问了一遍。她的记忆力不如从前了。
但我的到来，还是令她很高兴，我尽力将外界一些新事物讲给她听，便像是我小时候她给我讲老鼠娶亲的故事。
我又想起姥姥做的油盐馍，它的名字便代表了全部。我去见奶奶，奶奶告诉我，今年的前三个月爷爷在医院看腰，后面她在医院看腿。她的腿，医生说，有缝隙。她说腿疼，走不了路，干不了活。奶奶是个勤俭的人，但是并不怎么会干活。
她一度说，不如这样死了得了，省的我们还要再跑一趟，回来送丧。这一度让我很尴尬，因为这句话我不知怎么接。我只好安慰她腿还会好起来的，疼痛总会过去的，但其实我也不很确定。
奶奶的腿病加重了爷爷的负担，过去很多奶奶干的活都变到了他手里。奶奶在跟我讲，几天前爷爷背着姥姥洗澡的事，那要上楼梯，姥姥胳膊没劲，爷爷狠狠地拽住她的胳膊。
饭桌上姥姥在抱怨她的胳膊还没缓过劲来，爷爷说不抓紧你，就掉下来了。姥姥胳膊抓不住筷子，又换了勺子，终究还是不那么顺手。或许她更不高兴在于，在年轻一代前失了面子。姥姥是一个视面子远远胜过里子的人。
期间，又听到几个人死亡的事。都是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人。有一个人三十五岁，和儿子打球，捡球时就不行了，很突然。他儿子上五年级，其实120来的时候已经没气了。120说，没气了，抢救没用了。儿子哭着要再抢救一下，最后送到了医院。
死神给每个人准备了一个时间沙漏，不知什么时间便走到了尽头。不过，这或许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毕竟苏格拉底说过，死亡是无梦的安眠。
大队里传来广播声，大意就是有新型冠状病毒，大家不要四处乱蹿，原有的大年初一活动取消了。爷爷过去曾是一所初中的校长，年轻时爱打球，退休后钓鱼，再后来在第二精神病院的职工活动室打乒乓球。
他在村里喜欢组织体育活动，包括趣味体育活动。每年初一热闹一下子，也是挺好的。
我去到南边的房子中，那里不住人，堆放着杂物。我看到漫山遍野的比赛奖品，孤零零的，不过，爷爷说，这些奖品不怕放坏，以后还可以用。
接着话题便转到了二叔那里，二叔做着卖水果的生意，随时靠车流动，没有固定位置。今年的水果异常便宜，冰糖橘10块钱30斤，全是赔本生意。
原定的舜帝陵公园庙会，取消了。说不定，再过一两天，都不让出来摆生意了。就是能摆，也没人出来啊，都是病毒闹的。
我一惯不怎么看新闻，这次由于病毒的缘故，翻到一条徐峥的微博，有电影退出春节档了。发行公司损失惨重，前期的宣传、造势、运营全部打了水漂。
堂妹说武汉有3000人在封城前逃出武汉，多么可怕。我倒觉得她的想法挺可怕的，似乎将所有武汉人判了死刑，我有时会想，若我现在就是武汉市民中的一员呢？是逃亡呢还是困守原地？
天空是青蒙蒙的，远处的几座高楼直耸入云，我看着此刻开心不已的阿黄，等到了晚上鞭炮齐鸣，它又要被吓得屁滚尿流了。它不知从哪里找来一根骨头。
“来，贴对子，贴对联。”
我突然明白了对联的道理。又是一年啊，生活本充满了压抑，带点红色，冲喜。
去年的对联在风中飞舞，只剩了残骸，今年的覆盖上去年，我突然进入了奇想，那去年的对联下面莫非还压着前年的，难道这便像树的年轮，一层一层又一层。
龙飞凤舞的黑墨在红色的背景上飘洒，透明胶带将轻薄的红联钉在砖墙上。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快到了春节晚会的时候，像雪花般飞舞的消息络绎起来，如果信道可以可视化为管道，那管道这会挺挤的。
“群发的我不回，”这好像是某年的一首歌。在这个特殊的时刻，给心中暗恋的她（他）发一条“普通”的祝福微信吗？向许久不联络的好友，来一记微信吗？还是向领导表达一下感谢以及祝福？
不，寂寞是一杯美酒，酒不醉人人自醉。还在高中上英语课的时候，有句话叫作，“I'm alone,but I'm not lonely.”
现在则是I'm lonely,but I'm not alone.”
最热闹的陌生人吗，当一家子人聚集在一起，特别是很大一家子，我就觉得更加孤独。
“有对象了吗？”
“结婚了吗？”
“怀孕了吗？”
“生娃了吗？”
“生二胎了吗？”
你会被问哪个问题，取决于你所处的层次和阶段。
新春联欢晚会开始了，央视的收视率是连年下降的。央视挺无聊的，电视挺无聊的，过年挺无聊的，生活挺无聊的，活着挺无聊的……但死亡不是我熟悉的领域，且不必着急。
十二点的倒计时开始了，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毕毕剥剥、噼里啪啦的鞭炮声炸的飞响，黄色的光芒在黑夜中爆裂，鞭炮的残骸飞到树上。一股浓厚的土香味随着黄色的薄雾四处溢散，地面像是下过一阵天花雨，白的、红的、灰的、黑的、黄的。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明天又是新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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