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之“雅”有小雅、大雅之分，大雅多为庙堂之辞，一般篇幅较长，而这首《下武》却显得相对短小些。虽然短小，但其别有另类的阅读风味。
其一，这首诗用了“顶针”这咱少见的高难度写作手法。
其二，关于这首诗究竟是赞颂谁的，自古至今就有两种说法，几千年来谁也说服不了谁。
下武维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成王之孚，下士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维则。
媚兹一人，应侯顺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昭兹来许，绳其祖武。于万斯年，受天之祜。
受天之祜，四方来贺。于万斯年，不遐有佐。
所谓“顶针”手法，体现在第一、二章和第五、六章之间，第三章后两句之间，都用了顶针手法。也就是前面一章的末句（字）是后面一章的首句（字），这种手法叫“顶针”。诗经以后的中国诗歌发展中，这种手法不但经常被应用而且还得到了发扬光大。放眼全世界的诗坛，唯有中华文字才有这种奇妙的手法，而能够使用“顶针”手法的作者，大多数都是语言方面的天才，这是因为“顶针”这种写作手法，欣赏起来很会舒服，但分作起来却很难，这也是诗经里顶针手法并不多见的原因所在。
而要弄清这诗是究竟是在赞颂谁这个问题，却比顶针的应用要更复杂些。
根据司马迁《史记》的说法，周人姓姬，是黄帝的后裔，黄帝共有25个儿子，其中有14个得姓，姬姓是其中之一。周人最早生活在黄河中上游今天的陕西、甘肃一带。黄帝的4世孙后稷据传是夏朝农官，对中华民族的农耕文明做出过巨大贡献。后稷的12世孙叫古公亶父（姬亶），他与儿子王季（姬历）、孙子周文王（姬昌）生活在商朝后期，诗里面的“三后”就是指他们三个。
古公亶父有两大功绩，中国有两个成语都与他能联系上。其一是“凤鸣歧山”，这是讲古公亶父率周人从豳地迁到了歧山之事。那时周人居住在豳地，也就是现在的陕西省旬邑县。古公亶父时，豳地一方面比较寒凉不适合人民居住，另一方面，与豳地相接壤的少数民族部落犬戎经常地侵袭周人，于是古公亶父就按照“肆不殄厥愠，亦不陨其问”（诗经《绵》里的哲句）的原则率领周人迁到了水草丰满的岐山之下。在这里，周人不但生活无忧，而且还得到了周围其它部落的服从、支持。其二则是古公亶父看上了姬历的儿子姬昌，于是内心想把爵位传给姬昌。但是，古公亶父有三个儿子，从大到小分别是太伯、仲雍、季历。按商朝法律，爵位只能按顺序先传给继承，因此，姬昌几乎不可能继承爵位。但是，大儿子太伯和二儿子仲雍都看到了父亲的心思，于是先后玩起了“出奔”，太伯就跑到了当时还是蛮夷之地的吴（现在的江浙之地），二儿子也跑到外地去“打式创业”了，这样爵位就顺利从古公亶父传到姬历再传到姬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太伯奔吴”典故的出处。后来，经过古公亶父、王季、周文王三代前赴后继，终于在周武王姬发手里推翻了商朝统治建立了西周王朝，所以，“三后”和武王理应是该诗歌的赞颂对象。这点任何人都没有异义。
有异义的地方在于除了“三后”、武王姬发之外，不有没有其他周朝的天子。
一种说法认为这诗里含有赞颂周成王、周康王的成份。持这种说法的人认为，第一章里除了说三后外，那里的王是指周武王，原因是原因武王在位时把周的都城从从丰迁到京（镐京），而诗中的“王配于京”就讲这件事，因而此处的王只能指周武王。诗中第二章和第三章中的“成王”二字，这被认为是赞颂周武王儿子周成王（姬诵）的证据，至于诗的第四、第五两章中说的事，他们认为是赞颂周成王儿子周康王（姬钊），因此证据，因此，这首诗当然是赞颂三后、武王、成王、康王的诗。当然，诗中有王的字眼却没有与康王相关的字眼，但持这种说法的人依据“昭兹来许”中的“来许”即后进之意，认为这后进者之中当然包含周康王，这就是关于此诗的第一种说法。
而大儒朱熹却对这种说法持否定态度，他认为这首诗除了赞颂三后之外，主要的还是赞颂周武王，这诗与成王、康王没有一点关系。在他看来，“永言配命”、 “永言孝思”、“应侯顺德”、“昭哉嗣服”、“绳其祖武”、“四方来贺”、“不遐有佐”等等，其实都是在说周武王。朱熹并不认为诗中“成王”二字指的是周成王姬诵，他认为“成王”二字其实是在讲周武王之所以能成为王，原因在于周武王有“孚”以及上面所说的那些高尚德行，正是这些才让后人对武王赞颂有加，这才是这首诗的中心所在。可惜的是，大儒朱熹也没有拿出足以令人信服的有力证据，所以也就没有把上一种说法完全全给否定掉，这也就是后世两种说法并行不悖的由来。
当然，就赞颂周朝先人这一点来说，究竟是赞颂周朝的四个先人还是六个先人，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其实都无伤大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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