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期{成都故事}中我们已经说过，在清代同治、光绪年间，成都平原就已经普遍种植罂粟而泡制鸦片了。光绪末年，清廷也曾下令禁锢，收到过一定的成效。但是到了1917年护法战争以后，四川因为军阀割据，鸦片的种、运、售、吸又开始弥漫全省。川中的大小军阀以此作为公开的、甚至合法的财政收入。
当时，全国吸食鸦片的人很多，四川是鸦片的主要供应地。贩运烟土除了商贩武装走私外，就是军队运烟。军队运烟，既逃免了税收，并且又有枪杆作后盾，十分保险。四川军队的军、师长们，在湖北的宜昌、沙市、汉口所设立的办事处，其实就是运烟和储烟的机关。当时的政府虽然也有严格的禁烟命令，设有督办、执法监、督察官等，然而这些法令和官员，只能去禁普通的商人和百姓，而那些吸烟成瘾的军阀、官僚、地主、绅士们却根本不知道啥子叫禁烟，依然大种、大运、大售、大吸，诗社烟馆，残酷毒害、盘剥老百姓。
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政府为了表明严厉禁烟以申法纪，在四川的主要城、乡、县、市，普遍设有督收处、戒烟委员会、缉私处、哨卡、巡警等等，然而只是虚张声势，禁民不禁官。今天我们要拜的这个龙门阵，就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成都。呈给Go友们，以管窥豹，当时成都的官场黑暗和腐败可见一斑。（本文转自焦板儿的新浪博客）
1
1940年的一天中午，一两军车从川南公路疾驰而来，一到成都南门，便被四川省缉私处南门检查站拦住了。
“站住！哪一部分的？”检查站长厉声喝道。
车上慢腾腾地走下一个上尉军官，瘦个子、尖下巴，乜斜着眼睛，神态傲慢地答道：“二十四军一三七师师部的军车，执行任务。”说完，掏出烟盒，拿出一支小大英香烟，漫不经心地抽起来。
“车上装的啥子东西？”
“师部的给养，也要检查吗？你敢动手，惹起刘军长、刘师长来了，老子告你，你娃娃吃不消！”上尉这一席话，把检查站长惹冒火了。
“好哇，今天老子就是要检查二十四军的军车！你娃娃敢告到委员长那年去才算真有本事。张副官，上车检查！”检查站长一声令下，站上的武装纠察、宪兵都掏出盒子枪，进逼军车。车上的武装押运兵也一齐跳下车来，持枪把卡车团团护住。这时一个宪兵走上前，拉开汽车蓬布一看，吓了一大跳。赶忙退回来向检查站长说道：
“报告站长，是一车鸦片。”
检查站长一听说是鸦片，立刻下命令：“扣起来，带走！”
瘦个子上尉军官也不示弱，大声喝道：“你娃要扣，不想活了！李班长，给师部打个电话，就说在南门上遇到了麻烦。”
检查站长用鼻子哼了一声说：“你想坐牢，老子送你去！”
这二十四军一三七师，师长叫刘元琮，是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的亲侄儿，绰号“三莽子”，在川、康两地算得上一个大歪人，颇有霸道的名声。他仗持刘文辉的势力，对国民党当局的禁锢法令置若罔闻，在川、康两地公开大规模贩运鸦片。所以，押运鸦片的武装人员，敢于明目张胆地在检查站前耍蛮。
而缉私处是四川省政府和军事委员会成都行辕领导的缉拿走私商贩，包括鸦片烟土在内的走私物品的机关。缉私处处长是曾任过军事委员会成都行辕调查课长的何龙庆。缉私处有军事委员会作后盾，表面上不管你是党、政、军的哪一派、哪一系统的，一经缉获，一律依法惩处，绝不宽恕。他们在执行中央法令的名义下，当然“理直气壮”。
过了一会儿，检查长接到一三七师师部的电话：“喂，找站长听话……你是站长吗？我是二十四军伍参谋长。听说一三七师师部的军车被你们扣住了，回去报告你们何处长，他真要扣车，刘师长就要找他算账，二十四军是不好惹的！”
检查站长赶快摇通缉私处的电话：“报告处座，南门检查站有紧急情况报告。二十四军一三七师一车鸦片要强行开走，伍参谋长来电话要你放行，请处座定夺。”
何龙庆乃军统局在成都的要员，一听此言，气急败坏地说：“马上缉拿，他敢开走，你就给我动手！”
此刻的南门关，一方要缉扣，一方要开走，双方争执不休，大有一触即发，大动干戈之势，各自迅速将局势状态呈报给自己的后台老板。
2
当时，二十四军一三七师驻成都办事处和缉私处都设在成都华兴街附近。
双方的领导机关得到通知后，都立即派出大批武装人员，荷枪实弹，在华兴街一带垒起工事，摆开战场，如临大敌一般。吓得过路行人、小商小贩喊的喊，叫的叫，哭的哭，跑的跑，店铺老板、街坊住户也吓得浑身哆嗦，忙着上铺板、闩门上杠，躲避战祸。
眼看一场战事就要激烈展开之际，一辆贴有军事委员会成都行辕特别通行证的吉普车，风驰电掣般地开到设在华兴街的九十五军军部。
原来是消息传到成都行辕后，行辕主任贺国光也十分恼怒，心中暗自骂道：“这二十四军趁我在川立足未稳之机，尽在找我麻烦，真是欺人太甚，可恼至极！总有一天要收拾你们这些地方势力的。”贺国光急忙来到总务处处长官大中的办公室，进门便说：“老弟，适才接到报告，二十四军一三七师一车鸦片在南门检查站被查获，你看如何处理？”
在当时的官场中，官大中素以稳练持重、善于观颜察色、能应付各种复杂局面而著称。自从蒋介石势力入川以来，为了融洽所谓“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他与二十四军多有应酬往返。见贺国光问他如何处理，便自忖了片刻：按目前的形势，这二十四军是得罪不起的。强龙不压地头蛇嘛，如果为了一车鸦片，惹得地方在各个方面给中央制造乱子，我们在委座面前也不好交待。但是，如今委座自兼四川省主席和禁烟善后督办，如果执法不严，搞得乱七八糟的，岂不有失委座威严？思前想后，觉得还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搁平了事，方为上策。他又仔细揣摩了贺国光的意图，才应声答道：
“元公（贺国光号元靖，官场上称他为贺元公，当时任军事委员会主任、宪兵司令、四川省政府秘书长代行主席），方今川康两地多是二十四军的队伍，省府里也不乏二十四军的人，何况刘自公（刘文辉号自乾，那时官场中都称他为刘自公）又兼西康省主席、西康省禁烟督办，何必给他难堪呢？二十四军伍培英参谋长是刘自公的女婿，每次禁烟会上都声称鸦片是二十四军的经济命脉。其言下之意，是中央最好不要过多干预，如果逼紧了，他们是要扳命的。三莽子其人暂时还要迁就一下。这车鸦片嘛，等我亲自去一趟，相机处理，以不失缉私处的面子为原则，元公意下如何？”
贺国光一听也表赞同，当即派他前往查看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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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大中一到九十五军军部，与军部人员寒暄一番，随即分别给双方挂通电话：“抗战期间，一切争端都必须和平解决。”命令双方：马上拆除工事，各自撤消警戒线，恢复交通秩序。
刘元琮接到电话，一听是行辕派总务处处长亲自来解决，也就软了下来。因为他知道，行辕是直接执行蒋介石的命令的，便轻声细语地说：“既然你哥子出来说话，我还有啥子话说，你哥子咋个说就咋个办嘛！”
何龙庆接到电话，以为给他撑腰的人来了，忙问：“官公，这车鸦片咋个办？”官大中答道：“你负责找人运走，不准动一下，听候处理。”何龙庆当然不敢抗命。
这场鸦片战争旋即偃旗息鼓了。
次日中午，官大中在醉鸥饭店大摆宴席，宴请战争双方的主帅，少不了还请几位头面人物作陪。酒席桌上，大家猜拳行令，敬酒碰杯，彼此声称“误会！”“误会！”
那一车鸦片呢？事后当然是物归原主——刘元琮了噻，一斤一两也没有损失。何龙庆呢？得到了执法严谨的嘉奖，不久，便调任为稽查处处长，再也不去缉二十四军鸦片的私了。
此后，鸦片在四川，不但禁而未绝，反而越禁越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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