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国军的兵和官
我们刚回武汉的时候，因为抗战胜利，人们滿心喜悦，大家对军队都怀着崇敬的感情，加之对抗战八年战斗的宣传，什么台儿莊大战，什么长城抗战，什么大刀队，什么徐州会战，什么长沙保卫战，武汉空战等等，老百姓津津乐道，我也耳熟能详，所以，军人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很高。然而，随着时间的迁延，人们发现，许多军人的纪律涣散，强抢，强要，殴打，侮骂老百姓的事时有发生，于是，兵在老百姓口中慢慢地变成了“丘八”，当面喊“老总”，背后称“丘八”，碰见当兵的就躲着走，绕道走，生怕一不小心，惹恼了他们，遭遇不测之祸。
抗战甫结束，前线退下来了大量伤兵，街上常可见到。不少伤兵头上，胳膊上，腿上缠着沾满血迹脏兮兮的绷带，有的柱着拐杖，互相搀扶着，缺胳膊断腿的更是大有人在，惨不忍睹，令人同情。可能是因为他们为国家打了仗，流了血，受了伤，但仗打完了却没有得到合理的安置，心有不平，所以，时有伤兵闹事的传闻，汉口新市场（解放后称为‘民众乐园’）经常发生伤兵闹事的事件，因为他们认为电影院，娱乐场所应该对他们优待，无条件开放，所以，他们拒绝买票，几乎所有公众场合，都有他们闹事的事例发生，那些专管市场的稽查（相当于现在的城管，老百姓很讨厌他们，称他们为‘鸡杂鸭杂’）也不敢管他们，一不小心，还会挨他们的揍，只有宪兵可以弹压他们，宪兵是专管军风纪的。不过，伤兵从不骚扰老百姓。所以，老百姓很愿意帮助他们，送钱给他们用，送饭给他们吃，帮他们解决一些临时的困难，这类事情常有。
我们住的院子里和邻近院子里常有国军当官的临时居住，时间都不长，一般一至三个月就走了，有的还帶家眷，大概是换防或调动经过。从小父母就常给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岳母刺字的故事，岳飞抗金的故事，戚继光抗倭的故事，梁红玉击鼓助夫韩世忠战金兵的故事早就牢记在心，所以，我对当兵的总报有敬仰的心情，总想接近他们。有一次，在我家门口那个场子上，几个当兵的站在那儿聊天，我站在旁边好奇地看着他们，其中一个当官的，大概喜欢我，摸了摸我的头，突然用两只手捧着我两边的腮帮子把我端了起来，我吓坏了。晚上，我将此事告诉了母亲，她一听，吓了一大跳，‘嗨’了一声，摸着我的颈子问痛不痛，並说再不可以让人端着头往上提了，那样会死人的。接着，她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有一家人有三个儿子，都很小，大的7岁左右，小的4岁，一天，三兄弟在家附近的场子上玩，也是碰到几个官兵，这些官兵很喜欢这些孩子，有个当官的一时高兴，把老大的头端着往上提，哪知一下把那孩子提死了，他觉得很奇怪，怎么会一提就死了呢？於是，他又把老二提起来试试，看是怎么回事，哪知老二扭动了几下也死了，老三在那当官的端老二时就吓得跑回了家，並喊了大人，大人来了一看，两个儿子都没了，就找当官的理论，那当官的对小孩家长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这样端了一下。”边说边把老三也端了起来，孩子的家长还没有来得及阻止，第三个孩子也没了。母亲的故事讲得我心惊肉跳，以后再見了当兵的就离得远远的，怕一不小心被端死了。至于母亲的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结果，甚至是真是假，我从来没有想过去追问，只是记下了这个故事，作为警醒。
大约是1946年春天，一日午饭后，我照例又出去野了一圈，回来时，发现母亲在生气，眼里还有淚，汪阿姨在劝慰她，张有乾伯伯也来了，也在安慰她。张伯伯是父亲的老朋友，又是当阳的同乡和老同学，是一位土木工程师，我们从四川回武汉前夕，父亲给他写了信，托他就便帮忙照顾我们，所以，我们回汉后，他常抽空来看看，还让他们单位的木匠给我们做了一张桌子和四张方凳，使我们有了一个像样的家。我当时不知家里发生了什么，我一个小孩子，对大人的事又不敢问，多年以后，有一次与母亲聊天，谈到此事，母亲才给我讲了事情的经过：原来，隔壁院子里当时住着一个国军的团长，不知怎么的盯上了我的母亲，当时，我母亲二十多岁，皮肤白皙，又有几分姿色，家中又无男人（当时我父亲尚未归来），以为可欺，那天中午，他闯了进来，开始，我母亲和汪阿姨以为他走错了地方，请他出去，不料他嘻皮笑脸地说些无痞无流的话，母亲看出此人来意不善，于是疾言厉色地正告他，这里住的是良家妇女，不许胡来，那团长还想纠缠，正好这时张伯伯来了，他是利用午休时间过来看看，不想碰到此事，于是大吼一声“你要干什么？”那团长吃了一惊，回头看到一位穿着西装，打着领帶的绅士进来了，一下子蔫了，嗫嚅着说，“我以为她是暗娼。”张伯伯狠狠地训了他一顿，让他快滚，否则到警备司令部去告他！母亲听了他的话气极了，大骂“你娘才是婊子！”那团长自知理亏，讪讪地走了。我母亲气得痛哭，她出身富家，从小是我外祖父的掌上明珠，哪受过这样的羞辱！以后几天，我母亲和汪阿姨都提心吊胆地担心那家伙再来纠缠，张伯伯也每天来看一下，坐一坐，还算好，那团长也知趣，再没来过，半个月后，他们部队走了，再不久，父亲从四川归来，一家人团圆了，生活步入了正常轨道。
（4）‘六腊之战’及其它
1946年春末，父亲从四川回來了，不久，经他的老师刘永济先生举荐，到武汉大学中文系应聘担任了一名教员，职称为讲师。因武大尚未分配房屋，他每周要奔赴珞珈山几次，从胭脂路到武大十几里路，那时只有一趟公交车去武大，每隔半小时一班，而且还不准时，为了不误课，有时父亲早早动身，徒步走去武大，其辛苦程度可想而知。那年头，物价涨得快，在武大教书的薪水往往不夠用，为了养家，父亲还经朋友介绍，先后在几所私立中学兼课，以前在四川万县的那所《安徽旅鄂中学》也搬迁回来了，就在复兴路，改名为《安徽中学》，父亲也在那里代过课，还带我去过一次，此校后来改名为《武汉市第'九中学》，我家与这所学校真是缘分不断，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家在四川万县出生的小妹，居然从这所中学高中毕业！好像冥冥中有老天爷在安排！
现在，有些人老爱拿解放前的知识分子说事，什么一人工作，可以养活一大家子人，什么那时候，知识分子可以自由著书立说，言论自由等等。其实，许多情况人们並不太了解。中国的传统是，男人养家，女人不能随意出去抛头露面，所谓“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就是这传统的反映，女人出外工作，男人是很没面子的，只有那些有很高的学历又有很大勇气的，独立意识强的女姓，才能在社会上打出一片天地，得到社会的认可。男人养不起家是很被人瞧不起的。所以，为了养家，男人必须辛苦地工作。那被‘养活’的一大家人，生活也未必都宽裕。所谓‘言论自由’那都是扯淡，杨杏佛，闻一多等大名人都是被特务暗杀的，鲁迅先生亦曾险遭毒手，至于一般学人，失踪者更大有人在，各中小学都设有训导员，专管师生政治教育和思想动向。其实，从古至今都一样，帮腔者荣，唱反腔者压，统治者成功之前礼贤下士，成功后，尤其是地位巩固后，就大兴文字狱。纵观中国历史，几无例外。舆论一律似乎是千年不变的铁律，秦始皇焚书坑儒，他並不坑法，不坑道，为什么？儒人爱议政，不利集权！汉代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什么？因为汉高祖要借助儒家思想统一全国的思想，儒家的‘三纲’，‘五常’有利于统治者！以后历朝历代的情况都大同小异，总之，统治者是一定要掌握话语权的。这个话题是个大题目，此处不讨论了。从长辈们口中，曾听说过“六腊之战”。什么叫“六腊之战”？原来，过去，学校都是採用聘用制，每到6月和腊月学期末，校长或校董会要开始考虑下学期的用人问题，谁可延聘？谁应停聘？我们都知道，任何单位的工作人员能力都有上中下之分，学校亦如此，有学富五车，博学多才，出口成章，深受学生欢迎的名牌教师，学校要靠他们立校，创造品牌，创造声誉，因此，他们的地位牢固，薪水高，也不愁聘书。至于中等的教师，就很难说了，若他很努力，人事关系处理得较好，或与校长主任有亲戚关系之类，聘书也可有保障，否则，就得投入一场‘战斗’了，要送礼，要找人，要托关系，为下一学期的饭碗而奋斗，这时，往往要到好几所学校去投聘，高不成就低就，不得已而求其次，饭碗第一！大家都知道，学校也有等级，名气大的学校，薪水高，地位高，在那里教书的教师在社会上更受人尊敬，一般学校就差多了，尤其是私立学校，生员也差些，各方面待遇也差些，即使私立学校的校长，为了把学校办得有起色，只要有可能，宁愿将聘书留给有可能来兼职的大学教师以提高学校声誉，也不愿随意交给默默无闻的普通教员，那么，那些在教师队位中，处于低端的教师就往往成为失业后备军了，我们在学校工作过的人都知道，总有那么一些教师，教了一辈子书，却始终不知道怎么教书，他们只会照本宣科，不会旁征博引，不懂深入浅出，谆谆善诱，不会化难为易，语言干巴无趣，课堂枯燥，死气沉沉，这样的教师当然不受学生欢迎，也就不受校方待见。到了学期末，常有这样的教师被淘汰出局，这些可怜的教书匠，除了那一点可怜的书本知识，对社会上的事一无所知，毫无适应能力，又手无缚鸡之力，且几乎没有其它谋生本领，加之还保有几分读书人的‘清高’，於是，很多人沦为了‘孔乙已’，这样的人和他们的家庭最惨了，常常愁了上顿愁下顿，餐餐等米下锅，所以，报上常有这样的人跳江或跳楼自殺，甚至全家因活不下去而自殺的报导，其状之惨可想而知。看到这里，你还能说，解放前知识分子的日子好过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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