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一节说过，加尔文是路德的诸葛亮，似乎解决了路德所有的心病与致命缺陷，但是在我们所接触的资讯中，加尔文却被无数人诟病。年轻时读茨威格《异端的权利》，内容就是描写加尔文对异端医生塞维特斯的迫害，直至最后把他送上火刑柱。当时极为震惊，这就是所谓代表资产阶级的新教，这个新教据说推翻了代表封建阶级的天主教的枷锁，彰显人性的解放，代表了文明与进步，可当时感觉与天主教把哥白尼送上火刑柱并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更为残忍。《路德与加尔文》一书的作者详细描写了加尔文在监狱中对塞维特斯非人的精神摧残，他是这样刻划加尔文的，“如同来自地狱的魔鬼，苍白的，毫无血色的脸，”而日内瓦则是“地狱之城”。但是加尔文却是清教思想的直接来源，而清教是美国精神的基石，美国精神也就是自由，平等，为什么这二种事实之间差别如此之大？其中必然有一种是带有偏见的。事实也正是如此，由于意识形态偏见带着有色眼镜看世界，我们从来都无法正确理解路德，加尔文这些基督教思想家，在中文资料中我从未见过一篇能够正确把握他们思想的文章，我们翻译介绍过来的作品也都是带有明显偏见的作品，茨威格攻击上帝，最后崩溃自杀，《路德与加尔文》的作者是前苏联人，在他们的笔下加尔文代表了基督教的愚昧，残忍，于是事实出现严重偏差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们上节提到过路德思想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他的因信称义带有浓重的神秘主义色彩，使路德宗教徒可以一边忏悔一边享乐。对于这个加尔文以理性的预定论给予解决，加尔文的预定论没有任何神秘主义色彩，带着冷酷、严苟的理性主义，他要求人们坚持一生的善行，坚持如圣人一般善行，至少也要有优于一般人的善行，只有这样才能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这也是预定论影响至今的原因，它要求人们终生行善。关于预定论我们将在下节继续详细讨论，这里只简单介绍这些，主要目的是让大家知道加尔文将预定论作为他建造尘世上帝之城的理论基础。原来在天主教世界中，人们必须经常向天主教会教士忏悔、告解请求他们豁免罪行，临终前也必须经过他们的傅油圣事，人们的救赎，拯救必须经过天主教会教士的批准，经过他们的批准至少可以减免在地狱中炼狱的时间，因而在天主教世界中教会的权力很大。对于新教徒由于因信称义也就没有这些方面的内容，不过加尔文理性的预定论却带来另一种全新的社会，国家的理念，就是建造尘世的的上帝之城，这个上帝之城由上帝选民组成，他们通过签订契约形成团契，表示自己将严格执行圣经的律法来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在这个上帝之城中人们必须遵守两种法律，一种是世俗政府的公民法，这也是为一些不是选民的基督徒或者非基督徒准备的，是一个人在社会中存在的最基本要求，一种就是教会法，这是专门为上帝选民准备的更高要求的，属灵的，精神上的法律，而且这个教会法的制定与执行是世俗政府不能干涉。世俗政府除了抵御异教进攻，维护社会稳定，保护基督徒不受侵犯这些基本功能外，在上帝之城中世俗政府还有更明确的目的，就是与教会配合帮助大家成为选民获得救赎，拯救。于是加尔文通过严苟的律法建造起尘世的上帝之城，使大家确认确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加尔文这些思想影响极其深远，后来经过清教徒的完善成为建造上帝山巅之城的思想基础，无论是5月花号清教徒，还是温斯罗普的大部队来到北美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签订契约形成团契，表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今天许多美国人已经不知道他们先辈来到北美建立上帝山巅之城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建立一个由上帝选民组成的国家，这里严格遵奉圣经律法，兄弟之爱，自由，平等等他们所认为的圣经的基本内容，身为美国人尽然不知道先辈来这里干什么，这也是我认为当今美国社会已经堕落变质的原因，数典忘祖。
当然在这个上帝之城中教会只有一个，也就是加尔文领导的教会，通过这个唯一的教会对圣经进行权威的解释，打击异端，不允许异端的存在，维持教会的稳定。同时这个唯一的教会对国家形成制衡，对国家政策产生重大影响，使国家与教会的目标一致共同铸造尘世的上帝之城。于是教会与国家就是一个蛇身的二个头，他们互相牵制，制约，而又互相促进，提携，只有二者协调一致蛇身才能够前进，这就是天主教世界著名的二头蛇理论，加尔文把它们发扬光大作为尘世上帝之城的基石。这里提前阐明一点的是，美国建国时大多数国父是加尔文的信徒，美国宪法中的政教分离在他们的眼里就是加尔文两头蛇式的政教分离，即互相牵制又互相帮助，共同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或者说基督教道德水平，使尽可能多的人成为上帝的选民，而不是现在所理解的完全互不干涉的，实际上是只许国家干涉教会，不许教会影响国家的政教分离。同时这个唯一的教会使基督教世界形成强大的凝聚力与战斗力，解决了路德只相信个人救赎而造成基督教会一盘散沙的情况，可以说一举多得，弥补了路德的许多缺陷。在这个基础上理解加尔文对塞维特斯的迫害，有些地方也就情有可缘了，他通过打击异端树立唯一教会的权威，避免我们上节谈到的，路德打破了教皇、教廷的权威后带来的恶果，就是没有了对圣经的权威解释后任何人的解释都可能是真理，于是产生了明斯特再洗礼派起义以上帝的名义聚众淫乱这种恐怖的现象。当然作为当代人自然反对加尔文将塞维特斯送上火刑柱这一酷刑，但公平地讲只能说这种做法是那个时代的产物，而且加尔文治理日内瓦几十年，以异端罪处死的并没几个人，与同时代的东方社会动辄满门抄斩，株连九族相比，实在算不了什么。
我们接下来会看到，加尔文对日内瓦的治理是极其成功的，虽然损害了一些异端的权益，但是整个城市稳定安宁，秩序井然。最主要是这里体现了新教的基本精神，人人平等，大家通过选举产生的各级市政委员会，与同样通过选举产生的各级教会机构密切配合，共同维护整个城市的繁荣安定。作为一个新教思想家，加尔文从来没有建立等级制教会的想法，他坚持各级教会公平公开的选举，即使好几次选举时自己也只是涉险过关。他说，“民众用大众投票的方式选出自己的牧羊人，通过这种方式来达到自己最想达到的目的，当有人用暴力篡夺最高权力时，这就是暴政，如果有人天生就具有君主的身份，那么这自由也不相符。因此先知说，我们自己将为自己设立君王，这就是说，上帝不仅让教会自由呼吸，而且让他的子民有自由建立一个明确的，治理良善的政府，建立这一切的基础是全民都具有选举权。”而且最难能可贵的是，日内瓦的自由，不是无限制的，随心所欲的自由，而是带着铁律的自由，加尔文几乎是用自己的生命为日内瓦带来这份最大的礼物，也是他对人类的最大贡献，自由必须是带着铁律的，否则只能带来混乱与灾难。加尔文的治理使日内瓦成为当时欧洲的一个样板城市，影响了无数人，包括上面提到的卢梭，卢梭视日内瓦为自己的精神家园，无数次梦回日内瓦这个平静安宁，人人平等的人间天堂，尘世的上帝之城。
下面就让我们来具体来看看，加尔文是如何打造日内瓦这座尘世的上帝之城。
加尔文出身于法国南部的庇卡底，这是一座美丽，充满着田园情调的法国南方城市，漫山遍野，波澜起伏的麦田与葡萄园，行走于其间，有如回到伊甸园般的轻松、愉快，宁静、永恒。他父亲是本地主教区的秘书，是一位与宗教有关的人士，深受本地教职人员与贵族的信任。加尔文十三岁时，父亲为他买下了一座教堂，他也就成为神甫，有了神甫的薪资，这就是丑恶的买卖圣职，令人啼笑莫非的是，作为教会改革家的他却是这一可耻现象的受益者，不过这种现象当时十分普遍，大多人也不以为耻。
1523年，他来到巴黎大学学习深造，在这里他的老师是法国最早的路德信徒，在这里他与许多初接触路德新教的求索者一样，混沌的世界忽然一片光明，似乎一缕阳光照进心里，有一种美妙，轻松的欣喜，就象冰山上迎着太阳盛开的雪莲花，欢快，欢乐，他在这里渡过充实青少年时光。他本想留在巴黎大学继续深造神学，但是屈从于父亲的意志，来到奥尔良学习法律。在那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知识，清瘦脸上的二只大眼睛发出一种非尘世的，地狱般或者天堂般的光芒，此时他已经显得与常人迥异，也预示着他接下来非凡的人生，这些法律方面的知识，对他后来建造上帝之城的帮助非常大，为他后来进行大量逻辑严密的立法打下坚实的基础。他很快就取得了博士学位，不久他的父亲去世，他也将注意力重新转到神学方面，此时他名义上仍然是家乡小教堂的神甫，并且接受它的薪资，父亲留给他的这份遗产使他可以生活无忧，专心至志于神学的写作。不过这时新教信仰已经在他内心生根发芽，预定论思想也酝酿成熟，同时分裂的痛苦也使他备受煎熬。这种精神上的折磨使他无法忍受下去，他必须尽快做出抉择，要么放弃神甫职位，要么心甘情愿接受大多数人的刻板死水的生活。
这段时间加尔文经常参加胡格诺派的秘密聚会，他感到有如回到一千五百年前，大迫害时代的基督徒秘密聚会，他们在地下墓穴，荒山野岭的洞穴，野外废弃的小屋中，面临着可能突如其来的逮捕与死亡，但是这些无法阻挡人们对上帝的信仰，对兄弟之爱的追求。最令人悲痛的是此时可能逮捕并把他们送上火刑柱不是异教徒，是本应和平，友爱的天主教兄弟。在一次聚会中门口看守的兄弟跑过来告诉大家，国王的巡逻队已经在外面，大家匆忙从地道中逃走，那种恐怖的感觉一直萦绕在加尔文的心头，火刑柱离自己是如此之近，他经常从被烤焦的噩梦中惊醒。这些恐怖的体验不知是否是他日后行为异常极端的原因，是否因此造就了他残忍的性格。
他最终还是脱离了天主教并放弃圣职与薪资，他感到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但轻松过后，他知道这一决定注定他颠沛流离的一生，火刑架下被烧焦的噩梦一直困扰着他，前途崎岖而坎坷。1533年他逃离巴黎来到友人的昂古来姆城堡住了几个月，在这里开始创作一生的代表作《基督教原理》，1536年该书终于在巴塞尔出版，这本书被认为是十六世纪最伟大的著作。这几年他一直在意大利，法国，瑞士之间奔波逃难，躲避法国国王对异端的追杀，寻找可能支持他理想的国王，他的理想是什么呢？就是在尘世建立一个由选民组成的上帝之国，在这个上帝之城中人们通过严格遵奉圣经的律法来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这是加尔文一生的梦想，也是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伟大梦想。但是他在所有接触过的国王中碰壁，没有一个国王支持他的主张，这个很显然，任何一个国王都对新教上帝之下人人平等的思想怀有戒心。
一个偶然的机会，命运将他与日内瓦联系在一起，1536年在逃难途中他路过日内瓦，当朋友介绍日内瓦的共和政体时，他忽然豁然开朗，他要寻找的力量不是国王而是民众的力量，也只能这股力量才可能帮助他建立尘世的上帝之国，也只有这种力量才能与新教的人人平等相契合，于是他决定留存日内瓦当一个小牧师，寻找机会。此时的日内瓦颇为复杂，它是个城市，它才摆脱了信奉天主教的公爵的统治并与教皇、教廷决裂，它由四个执政官与三个由小至大的公民委员会治理，尝试一种古罗马的共和政体，不过似乎并不成功，正彷徨的十字路口，这也是新教这种人人平等的思想与现实政治的艰难磨合的开始，直至今天也远没有结束。此时的日内瓦迫切需要一个新的思想，新的力量，而加尔文恰是他们最需要的人选，加尔文的思想也正是他们急需的思想。
日内瓦这个未来上帝之城的第一块基石就是加尔文的教义问答《信仰教导与忏悔》。加尔文在其中宣示，“我们相信，一切选民被预定者都团结在一个单一的教会……都属于上帝的一国之民，他们的王是基督……这个教会就是独一的天主教会，普遍的教会，因为世上不可能有两个教会，在这一教会中，上帝的选民亲密无间，其首领就是基督，作为同一团体成员，他们凭藉独一的信仰同样期望与同样的爱成长。”“我不仅要为这里的教会，而且也为其他全部的教会服务。” 从这些文字我们可以看到加尔文的基本思想，其一就是，加尔文从头到尾都追求一个独一，普世的教会，打击异端，维护教会的稳定，这也预示着不久的将来他对异端的迫害。第二个就是建立一个由选民组成的尘世的上帝之国。其三是在这个上帝之国，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亲密无间的，只有基督才是他们的王。
不久加尔文向日内瓦议会提出他的建议，为了证明教会中的成员是上帝的选民，必须重新宣誓，只有宣誓后的教徒才可以是上帝的选民，而且还必须接受教会律法的约束，这也是加尔文准备开始全面实施他的理念。但是日内瓦人才摆脱天主教的繁文缛节普遍无法接受加尔文的严刑峻法，在复活节的礼拜大会上，人们咆哮着，嘶喊着要打死他，加尔文颤抖着，用尽全身的力量使自己镇静，尊严地喊出这几句，“我决不让洒鬼，色鬼，杀人犯侮辱主的身体与主的血。”人们并没有杀死他，而是将他驱逐出日内瓦，于是他继续流浪的生涯，最后他决定在斯特拉斯堡驻足，他在这里渡过了一生中难得平静的三年。他在那里甚至结婚了，婚姻给他带来了平凡的幸福，也带来了更深的痛苦，在六年中他的四个孩子全部夭折，也许这也是造成加尔文日后残忍性格的一个原因，在接连二三失去爱子的情况下，任何人的性格都会产生尖锐的变化。加尔文原本想在这里平静地渡过自己的一生，可是他的思想、才华注定了他无法平静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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