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
我们可以点赞，也可以评论。对于在Twitter上看到的信息，我们可以回复、转发、点赞，以及给出任何符合文本字数限制的回馈。谷歌新闻有很多头条，并着重强调已占领大量封面的新闻，还能通过点击将之分享到其他平台上。所有的社交网站都以各种形式限制我们接收的信息以及我们的回应。这种限制一点儿都不利于公众利益，只是利于网络媒体运营商。
社交媒体简化并加速了人际交往，社交媒体的样式化模板很适合朋友间的互动。点赞可能是评价 Instagram上的自拍的最好方式。但是若用于政治演讲，这样的限制可能会产生相反的效果。政治话语很少能从样式化的模板中获益。精心思考、注意细节以及开放式的批判思维才会最有价值，而这些正是社交媒体打击而非鼓励的。
2016年，总统竞选即将结束，所有人一—公众、媒体和候选人都会明白，在社交媒体时代，人们是如何进行选举的。我们可能会发现守门人（对信息进行把关的个人或机构）所守护的大门比以前更窄了。
信息传播
这就是新闻媒体打击特朗普的方式。在纸质媒体和电视上，这一言论被大幅报道，而且吃惊的媒体都在指责口无遮拦的特朗普。《新闻周刊》当时的头条问道:“特朗普对麦凯恩的诽谤会终结他的选举之路吗？”但是，这个故事的发展出乎媒体的意料，它并没有按设定的情节发展下去。特朗普不但没有道歉，反而还继续攻击。他不停地在Twitter上发文，公众则继续关注事情的更新，这场闹剧似乎在第一幕就结束了。通过社交媒体，我们似乎进入了竞选的后故事时代，这确实限制了传统媒体在赛事管理中的力量电视主持人不需要编故事，只需要念Twitter上的信息。
1836年曾抱怨:“我们的时代是怀旧的，我们为什么要沉迷于过去，或者用过去褪色的服装来打扮新一代呢？”渴望一个不那么怀旧的时代，本身可能就是某种形式的怀旧。但雷诺兹有一点说对了，今天的复古狂热在程度上和类型上都与以往不同。它不仅仅是主流文化的困扰，它还扭曲了先锋派的前沿视角。老人回忆过去是一回事，而年轻人以过去为生就是另一码事了，这是十分可悲的。必须有人站出来找到一种新的力量，让年轻人重新开始拥有砸吉他的激情。
自动化进程
软件程序员加重了个体行当的消亡。为使程序易于使用，程序员在编写脚本时会模仿人的智识探求甚至是对社会的依附性。当我们点选谷歌推荐的某个关键词时，我们在遵循谷歌的脚本；当我们从 Facebook列表中选择某种描述我们自身和旁人关系的类别时，我们在遵循 Facebook的脚本。这些选项很方便，但都不是我们的自主意识。它们是普遍化的，却装扮成个性化。自动完成这些决定是将自我构建，至少是一部分承包给了一家企业。
行为主义的崛起反映了人们在传统的社会学和政治研究中的主观性困惑，尤其是历史分析法和哲学思辨。行为主义者相信，历史和哲学只会引起不同意识形态的人们争吵，不能以公正的态度或可靠的方法解决问题。但行为主义也有技术起源，其受“二战”后计算机发展的驱动——计算机的出现能够有效收集并分析人类的行为，为研究提供科学材料和数据分析——客观性将会代替主观性，技术将取代意识形态。
流量池训练
所有这些东西对网络视频公司或者运营数据中心的人来说都非常重要，同时，这也会对我们如何思考、社交以及生活产生很大影响。如果我们假设网速变得越来越快（这一点几乎是毋庸置疑的），那么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没有耐心，越来越难以忍受哪怕1秒钟的耽搁，有了行动就会马上期待回馈，有了欲望就想要马上实现。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可能再也难以经历那些需要耐心等待的东西，这些东西无法提供给我们即时的快乐和回馈。这一点对文化以及个人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不论在艺术、科学、政治还是其他领域，最伟大的艺术品都需要时间去孕育和欣赏，最深层次的体验无法在数秒钟之内就能得到认知和衡量。
全文摘自原文：《数字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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