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位）上海本地姑娘而言（对江西男友家状况的震惊充分暴露其对于中国城乡之差距、农村现实毫无认知，我们不难得出她文化／社会视野局限这一结论），是身体的“直觉”反应——她的身体（胃口）本能的排斥那顿饭和不锈钢器皿的“形象”。而在作家陈岚所陈述的北京姑娘的案例中，北京姑娘吃下整顿饭的所谓“教养”，不过是其（也许比上海姑娘更高、至少在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意味上比上海姑娘占有更多文化资本的）阶层所赋予的文化虚饰。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劳动人民占据意识形态主体话语的革命年代，底层群众的贫穷的粗陋是带有某种崇高感的，而被打倒的资产阶级的“光鲜亮丽”才是酸腐的、让人抬不起头的。而今天价值取向的180度逆转（尽管官方立场如今在底层与富裕阶层间表现得“左”“右”逢源”），却使得贫穷成了“原罪”。
身体本身所承载着阶级性无可厚非，毕竟你无法不虚伪地抗拒你的胃对于一桌饭菜的直觉反应，因此，上海姑娘没有理由遭受道德绑架。然而，这“直觉”背后又有种怎样的训练机制，其中“器皿的形象”又有着怎样的符号意义，却值得探寻。
对于“器皿”的耿耿于怀，无疑暴露了中产阶级对阶层边界感被打破的焦虑。《逃命》一文中以傲慢的口吻所陈述的北京姑娘对于不同种类器皿的讲究，便印证了布尔迪厄所提出的“品味”在同类实践中的差异所起到的维护群体边界之功能。“白瓷”、“紫砂”、“粗陶杯”、“英国瓷器”承载着典型的中产阶级符号意义；而“不锈钢”显然象征着贫穷和粗陋——无论它有多么明晃崭新。如布尔迪厄在《区分》中所言，“身体习性（bodily hexis）作为社会取向感的一个基本维度，是经验和表达个人对社会的独特社会价值感的实践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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