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香帅年度财富报告
人类是一种从“当下感受”进行线性外推的动物。像我们这几代中国人（生于1960—1995年）都把增长当作理所当然。但是回头看才发现，人类历史的主题其实有两个，一个是增长，另一个是分配——政策主题就像钟摆，会在“增长效率”和“分配公平”之间往复摇摆。
20世纪全球主题有过两次重大的变化：一次是1934年向左，转向分配公平，一次是1980年向右，转向增长效率。
1929—1934年大萧条之前的几十年是增长效率为主导。这个期间人类进入电气时代，生产力飞速提升，即使一战也只是短暂中断了这个进程。这个时期工业寡头和金融寡头们合作，占据了绝大部分增长果实，社会贫富差距大。1929年，美国TOP1%的富人占了一半的社会财富。但是一场大萧条改变了人类社会对现行秩序的看法，社会思潮和政策开始左转。
从1934年民主党的罗斯福新政开始，“分配公平”成为考量的重要砝码。强调政府管制，企业国有化，整顿金融业，同时对超高收入和巨额财产进行加税：资本利得税、遗产税和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都一度达到70%、80%甚至90%。
战后因为欧洲重建和工业化进程，欧美出现黄金增长年代。但其实这段时间金融业的日子不算好过，富豪们也不爽（税高），真正受惠的是普通蓝领和白领阶层——财富份额此消彼长，最被人称道的“中产为主的纺锤形社会”出现。但是由于大家的财富都涨，整体上大家觉得这个模式挺好。
到了70年代初，欧美经济增速下行，美国出现“滞胀”（经济增长停滞加通货膨胀），凯恩斯主义被质疑和抨击，社会思潮和政策开始右转。
1979—1981年撒切尔夫人和里根上台，“增长效率”重新变成政策的首要目标。哈耶克代替凯恩斯成为理论支柱，放松管制、去国有化（英国）、金融自由化、大规模减税成为主流。美国1981 年和1986 年两次税改，从所得税到资本利得税到遗产税，最高税率都是百分之几十的降幅。
减税、金融深化都提高了经济增长效率。另外这个时期全球化进程加快，信息技术革命，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数字化革命”开始，全球进入新的高增长期。
问题是，这次增长不是一个“均衡增长”：全球化和数字化进程中，传统的蓝领和普通白领是失败者，精英层受益更多。尤其是互联网兴起后，数字寡头和金融寡头合体，更是占有了绝大部分增长果实。
金融自由化、税制变化、技术进步、全球化，这些因素叠加起来，就是社会财富的剧烈分化。我举过一个例子，说一个年收入1000万的富人和一个年收入6万的中产，1970年收入差距是50倍，到1990年变成120倍，要是考虑储蓄再投资的话，差距就会到540倍。遗产税下降更让这种差距变成“世袭”。
但还是那句话，增量时代，大家对贫富分化没有那么敏感，一旦经济下行，进入存量时代，这种问题就暴露出来了。2008年次贷危机是个转折点，占领华尔街运动，特朗普意外上台，其实都是“分配”问题的凸显。其实到这个时候历史的钟摆已经显示了巨大的向左的力量——2020年新冠疫情加快了这个钟摆的速度。以全球各国不约而同对数字巨头们“反垄断”为标志性事件，社会思潮和政策正式左转。
所以，从更注重增长的效率转向更注重分配的公平，这是2020年带来的第一个改变，我称之为全球主题的左转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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