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教育到底是培养怎样的学生？在今天的应试狂潮中，追求学生的高分，是否只能以野蛮压榨的教育异化的方式，以葬送学生的自我发展力和个性为代价？有没有一种高分，不是悲壮地获取，而是幸福地生成，并蕴蓄着一种向前的自我精神和向上的成长力量，成为学生一生的滋养和美好的回忆呢？这种高分，究竟是不是一种天方夜谭呢？如果可以实现的话，那么，教师到底应以什么样的姿态什么样的途径去追求呢？我们整个教育到底能不能形成这样一种好气象：教师幸福地追求学生幸福而得的高分？
到底是谁剥夺了教师的幸福呢？教师的幸福指数低，抱怨、责骂与失望、绝望铺天盖地而来，抱怨应试制度，责骂管理者的枉为和无能，失望于待遇的低下，绝望于教育的渺茫前途，发出被折磨的痛苦的呻吟声。这些声音不断地在刺激着我们本就疲惫的神经。做教师累，真累，不得不累，做教师苦，真苦，不得不苦，可总不能苦海无边累海无涯吧？应试环境，我们改变不了；评价机制，我们改变不了；工资待遇，我们也难以改变……但我们教师有追求职业幸福的权利和主动性，我们得自己拯救自己。很少有人愿沉沦于悲观不自拔的，静心思之，我们其实很清楚，我们不要也不能永做失意的宠儿，我们得变。大环境大制度，我们无能为也矣，但是，我们可以改变我们自己啊。幸福在我们自己的手里，谁也难以最终从这儿夺走！也只有我们自个儿才能真正赐予自己幸福！
到底我们追求怎样的幸福呢？我们渴望钱袋子鼓鼓的，我们渴望告别贫寒，我们渴望社会地位的更大提升……我们很渴望自己教得学生都得高分。其实有一部分教师，扮演着应试狂潮的弄潮儿，激情澎湃轰轰烈烈地忘我地执著地“死囚”学生，根本无视学生精神需求和成长，他死盯着高分并乐此不疲，因为高分可以换取名利。我们敬佩这种“幸福”的老师，但是同时，也鄙视之。这种教师成就越大，遗害越大；他的蜡烛般的燃烧精神，焚坏了学生。当然我们却时常扮演这种角色，并在分数博弈中同样渴望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可我们却时常反省，能自责，甚至拷问自己的良心和作为教师的良知。我们憎恶现状，我们希望能踏踏实实地踏上一条幸福光明之征途。但是当我们想要披荆斩棘时，路在哪儿呢？我们可以从琴棋书画，影视歌曲等个人爱好中觅得乐趣，但是，我们是教师，最大的幸福应源于一种精神的不断丰腴成长，而这种成长一定是源于自己的学生。苏霍姆林斯基说：“没有丰满的内在精神世界，没有劳动和创造的欢乐，没有个人的尊严感、荣誉感和自豪感，就不可能有幸福。”要幸福就要有种精神的追求和快感。提及的苏霍姆林斯基33年的教育生涯充满了紧张的探求和思考，他总是那么激情饱满地探索造就全面发展的人才的事业。我们读《帕夫雷什中学》，很轻易就能感触到那种对教育的痴醉、睿智，以至心尖幸福得都要发颤呢。对此，我们神往不已。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启示：教育本应富有伟大的精神魅力和道德力量，必须满足学生的精神需要，提升他们的精神力量，如此，一个真正幸福的正真的能配得上“教师”称谓的人方诞生。
我们所追求的幸福绝不是限于教师自我的感觉良好，而应充分体现在学生精神世界的积极影响上，也应不可回避地体现在取得高分上。武断地全盘否定应试，是不明智的，而应走一条鱼与熊掌兼得的中庸之道。影片《春风化雨》（又名《死亡诗社》）中的基廷先生，在孩子们的心中播撒了真爱与个性的种子，当这些种子破土狂长时，基廷先生却离开了学校。他离开时的背影告诉我们：教育理想主义者要用双脚站在现实土壤上，更聪明得思考和行动。 若是学生因真正幸福的教师的教育价值光辉的照耀和深刻的生命关怀，从而对知识深深倾注了理性、道德和审美情感，并最终收获高分时，我坚信，这种高分多么稳固，这种高分蕴含着多么不可思议的无限成长的潜能。高分，似乎也并不能仅仅是横向的对比，恐怕更应偏重于自我的纵向进步；高分除了分数，是否还理应包括其它方面的长足进步呢？苏霍姆林斯基说得好：“最主要的是，要在每个孩子身上发现他最强的一面，找出他作为个人发展根源的‘机灵点’，做到使孩子在他能够最充分地显示和发挥他天赋素质的事情上达到他的年龄可能达到的卓著成绩。”因此，我们在“精神生活背景”上追求高分，师生因爱皆幸福！我们和学生都需要这种醉人的幸福，这种感觉会渗入我们的灵魂，成为我们的信仰和习惯，荣耀和金钱自然随之而来，锦上添花。
我们自己悟出了一条真正光明的路，路上荆棘密布，充斥着苦恼、不解、失望、孤寂，但是，我们要靠自己，最终要靠自己的人格魅力和学识素养。踏上这条路，其实也就是选择了一条教师自我成长的康庄大道。
学生幸福地获取高分，我们教师也幸福地发展，同融共进，何其美哉！
教师幸福地追求学生幸福而得的高分，当是一种职业境界，一种人生境界！
——适彼乐土，爰得其所；乐土乐土，谁之永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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