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周末,一个人去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这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而且还是一部有点压抑的电影——新生代导演文宴导演的《嘉年华》。

这是一部没有当红影星、没有过多宣传、甚至既没有笑点、也没有泪点的反映现实题材的电影。这部片子确实是宣传得太少,尽管刚好碰上三色幼儿园事件,发行方也没有借机进行宣传,刚上映没几天,影院排片场次少得可怜,大周末的日场只安排了一场,进了影院才知道为什么排片少,因为看的人也很少,偌大一个影厅,只有十几个观众。
一
小文的干爹刘会长带小学生小文和小新出去玩,k歌到深夜,被刘会长带至酒店开房住宿,半夜刘会长进入小文和小新房间的时候,恰巧被在酒店打黑工的未成年少女小米看到并拍下。
电影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进行叙述,小文和小新被强奸的过程没有描述,着重展示了性侵案发生后各方当事人的反映。
小文和小新被强奸后不敢声张,小新因为害怕最后跟父母坦白,有权有势的犯罪嫌疑人浮出水面,两个小女孩的家中也风暴渐起。

犯罪嫌疑人可谓一手遮天,收买了公安局长,还想用钱跟小女孩父母和解,甚至买通了医院的鉴定专家,小文和小新被迫做了两次身体检查,第二次的结论是处女膜完好,没有性侵痕迹。
酒店老板为了不惹麻烦,不肯提供当晚的监控录像,导致犯罪嫌疑人刘会长逍遥法外。
女律师郝洁作为受害人的代理律师对案件展开调查,发现突破点在小米身上 。而掌握关键证据的小米,也是一个受过伤害被抛弃的未成年少女。
小米年仅15岁,两年前从家里逃出来,已经换了几十份工作,她在酒店干最脏最累的活,拿着600块的工资,只想凭自己的能力活下去,她可能觉得可以住得上700块一晚酒店的女孩子,应该是不需要她的帮助的。
小米为了钱,试图将视频与刘会长做交易,结果却被暴打一顿,郝律师救了她,作为报答,小米把监控录像的地址告诉了郝律师。
电影的结局是刘会长被抓,公安局长被抓,医院院长被免职,作假的鉴定专家也被抓了。真相大白,正义终于得以伸张。小米最后也对自己的人生道路重新做出了选择。

二
两个懵懂无知的小女孩,为什么会遭受侵害,且迟迟不能将坏人绳之以法,到底谁应该为此事负责?
犯罪嫌疑人肯定是罪魁祸首,因为是小文的干爹,熟人作案更容易得手。又因为有权有势,可以买通公安,买通医院,甚至对握有关键证据的证人下黑手。
公安局的警察在询问过程中,没有顾及未成年人的感受,反复问话,让受害者不断回忆惨痛经历,所以才有小文在一次问话过程中借上厕所跑到角落躲起来瑟瑟发抖的一幕。
受害者的父母也难辞其咎。小文的父母离异,小文随妈妈生活,那天晚上妈妈去跳舞到半夜才回家,甚至没有发现自己的女儿彻夜未归。小文说了,当天晚上不回家是因为害怕那么晚回家会被妈妈责骂。
而事发后,小文的母亲对女儿没有半点安慰,只是觉得自己很丢人。并把女儿被强奸的原因归责于穿得太招摇,还生气地把小文衣柜里的裙子全部扯烂,并剪掉小文的头发。
小文一怒之下离家出走,去了爸爸家,而爸爸第一反映却是要送她回去,让小文很伤心。作为父亲,他一直都缺席小文的成长。
这种父亲太常见了。不仅是离异家庭如此,很多双亲家庭中,父亲也是缺位的。父亲的缺位,对孩子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并且在孩子成年以后无法弥补。

因为孩子没有跟父母建立信任关系,所以被侵害也不敢说,发现的时候已经过了最佳取证期。这种时候,如果父母不但不关心孩子,而是责骂埋怨,那么将会对孩子造成更加严重的打击和伤害。
更让人心寒的是,小新的父母甚至同意跟犯罪嫌疑人私了,就因为刘会长答应出钱供自己女儿完成今后的学业,考虑到女儿的名声,还认为让刘会长坐牢也没什么用,坐几年牢出来后还不是照样呼风唤雨。
甚至连小文父亲工作的游乐场老板也威胁其不要惹麻烦,否则就不给小文父女俩住在那里。
案发酒店的老板谎称视频监控只能保存48小时,超过48小时的都会自动覆盖,唯一的目击者小米最开始也是不肯说出真像,甚至要拿视频去跟刘会长做交易赚一笔。
医院的医生违背良知和职业道德,在众多媒体面前发表虚假鉴定结论。
所有的人,所有的一切,都在掩盖,在助纣为虐,不断将两个未成年少女逼入绝境,让正义蒙羞。

唯有小文父亲那一句“那公道呢?”让人喘不过气来,但又是那么地无力。
三
整个电影最大的特点就是表现得非常克制,没有描述小女孩受侵害的过程和她们内心遭受的煎熬,没有描述受害者家属的愤怒和无助,没有描述犯罪嫌疑人的狰狞面目,甚至连犯罪嫌疑人的正面镜头都寥寥无几。
这部电影本来也可以走悲情路线,燃起观众对受害者的同情以及对犯罪嫌疑人的愤怒和谴责,但是导演没有这样拍,只是轻描淡写得叙述着性侵案发生后的一切。
这样的表现手法反而更加客观,真实的社会大概就是如此吧。
儿童性侵案频发的今天,这样的电影发人深思。
导演之所以会拍这样一个题材,就像她自己在接受采访时说的那样:“手机现在每天都推送很多新闻,有的新闻你看一眼第二天就忘记了,有的新闻就会让你挺难受的。怎么办呢,就是那种很强的无力感。你不但无能为力,还要消费这些东西。”
出于一种社会责任感,为了引起公众对于儿童性侵案件的关注,所以选择拍这样一部电影。
而电影之所以选择第三人的拍摄视角,是因为导演认为:“很难从受害者的角度去拍,我相信我们做不好。她们所承受的不是我们能想像的。我必须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对他们必须有足够的尊重,足够的敬畏。”
也正是这样一种角度,所以整部电影才能如此克制,如此冷静。我们需要的不是去消费一部电影,去同情一下受害者,然后过段时间就忘记了,而是应该从这样的电影中,发现问题,社会环境的问题、家庭教育的问题、法律制度的问题、权力寻租的问题,等等等等。
我们需要这样的电影,需要敢拍此类题材电影的导演,更需要不畏强权、追寻正义的人们,就像电影里的郝律师,在几乎所有人都要放弃的时候,唯有她在坚持。

最欣赏的电影镜头就是调查案件的公安民警问郝律师:你就没想过做点别的事情么?暗示她不要再插手调查该案,郝律师回答:这类案子需要有人去做。
是的,这类案子需要有人去做,有些事情,也需要有人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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