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五日《新青年》第六卷第二号，署名俟。文中批判的是文化上的折衷主义。
“中国人对于异族，历来只有两样称呼：一样是禽兽，一样是圣上。从没有称他朋友，说他也同我们一样的。”鲁迅在开篇说的这句话很有意思。我们对于外来文化，要么就称为“蛮夷”，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要么就顶礼膜拜，恨不得觉得西洋的什么都好。为什么不能用客观、公正的视角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呢？这个问题现在似乎仍然存在，值得深思。当然，这种对待外来文化客观公正的态度，和一百多年前折衷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不一样。
新文化运动以来，有陈独秀、胡适、鲁迅这样的新文化的倡导者，有“国粹派”这样的封建旧文化的维护者，也有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因时制宜，折衷至当”的折衷派。鲁迅形容他们，“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要新本领旧思想的新人物，驼了旧本领旧思想的旧人物，请他发挥多年经验的老本领。”
鲁迅认为，这种文化上的折衷主义是行不通的。就像一头牛拿来祭祀就不能拿来耕田，拿来吃肉就不能拿来挤奶一样。
文化折衷主义，兴起于19世纪60年代，中心思想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运动可以看作是它的具体实践。鸦片战争轰开了满清闭关锁国的大门，洋务派看到了西方军事技术和工业科技的优越性，他们想要学习西方的军事与科技，用以挽救岌岌可危的封建统治，但他们并不想、也不能改变政治制度和文化。后来的维新变法，同样没有能力触及更深层次的文化和制度变革。即使到了鲁迅写作这一篇文章的一九一九年，民国已经建立了八年，封建传统势力依旧强大。
客观上讲，这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在最初阶段引进和介绍了西方科技和文化，起到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有其积极意义，但它割裂了文化的整体性。鲁迅认为，传统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纲常伦理、意识形态已经落后、腐朽。新文化运动应该像熊熊烈火一般荡涤封建旧文化的腐朽与糟粕，而不是继续和稀泥。
所以，文末鲁迅才借了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口喊出：“All or nothing！”（不能完全，宁可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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