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一〇八：动静之间

《传习录》一〇八：动静之间

侃问：“先儒以心之静为体，心之动为用，如何？”

先生曰：“心不可以动静为体用。动静，时也。即体而言用在体，即用而言体在用，是谓‘体用一源’。若说静可以见其体，动可以见其用，却不妨。”

薛侃问：“先儒们认为静是心的本体，动是心的应用，这种说法对吗？”

阳明先生说：“不能简单地把静、动当作心的本体和应用。动静只是就心在不同时间的状态而言。就本体而言，应用依附于本体；就应用而言，本体决定着应用。这就是所谓的‘体用一源’。若是说静时更容易见到心的本体，动时更容易见到心的功用，倒还能说得过去。”

“体用一源”一词，出自程颐《易传序》——“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既然本体和应用有同一个源头，这个源头是什么？只能是人的本然之心。

王阳明的整个思想体系，发源于《大学》的“大学之道”，他将“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大学之道”，直接化简为“学为圣贤”的为学目的。此后的各种努力，全都是为了达成“学为圣贤”的为学目的。

如果说《大学》为后世学者绘制了一张清晰的为学路线图的话，《中庸》则为实践这张为学路线图提供了各种物质准备和精神滋养。其中，最重要的滋养便是以“中和”之境通达“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完美境地。而这个“中和”的大本、达道便是喜怒哀乐的未发之中和发而皆中节之和。“中和”之境应该是《中庸》提供的最有价值的为学心法。

未发是心的一种状态，既然是未发，从旁观的角度看，是体微而难知的。已发也是心的一种状态，既然是已发，从旁观的角度讲，其用则是显而易见。体的微而难知与用的显而易见形成鲜明的对比。王阳明讲“有‘未发之中’，即有‘发而皆中节之和’。今人未能有‘发而皆中节之和’，须知是他‘未发之中’亦未能全得”。言外之意是说用的显而易见正是体的微而难知的最佳佐证。应用不顺时，不妨回头关照一下本体是不是出了问题。

程颐讲：“心，一也。有指体而言者，寂然不动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先儒们正是误会了这个“寂然不动”，把“寂然不动”错当作静来看，殊不知“心动”时，也是静的。

为了救先儒们的误会之偏，王阳明干脆否定了“寂然不动”的存在。他把“格物”的“物”直接看作“事”，看作事物与人心产生关联后形成的意识。正因为如此，他才讲出了“心外无事”“心外无理”，让后世学者看到一个无比宏大的“心即理”的世界。

重新回到《中庸》为后世学者提供的为学心法。说到底就是教人涵养心体之中，进而发挥心体之用，使人站在万物之灵的高度与天地并行不悖，襄助天地化育万物。

所谓的“体”，只是自家心体隐微未发的状态。所谓的“用”，乃是外在世界作用于自己心体所产生的显而易见的反应。只是静时更适合琢磨隐微未发，动时更易引发显而易见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