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自由必导致言论贬值
一本可能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性教育课本，被媒体公众号炒作，下架了。一个由于公权力真空而产出生的“辱母杀人”悲剧，被媒体揭露出来，并挑战司法制度了。科技推动传播的扩散，而传播改变人类社会。当媒体可以操纵教育，当媒体可以挑战司法，当美国总统Donald Trump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对《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CNN及几大媒体集团说“你们给我出去”，一个新的权力格局跃然于眼前：媒体权力。在互联网的帮助下，媒体权力已经逐渐游离出政治权力、宗教权力、军事权力，成为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新的权力体系。得媒体者得话语权，得话语权者易得天下。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总统在驱散驻白宫记者后，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都不约而同的打出“战斗已经到来”这样的标语，这里的“战斗”指的就是“媒体权力”与“政治权力”一战。
《 Der Spiegel 》德国镜报封面
媒介崇拜是人们使用媒介时表现出的一种对媒介过分依赖、认同、轻信和盲从的心理状态，把媒介内容看作不容置疑的真实再现、权威发言和真理表达，进而将媒介的价值观内化为自身的价值观。
樊葵：《论媒介崇拜》，《当代传播》2007年第5期
作家王蒙说过，言论自由必然导致言论的贬值。“言论自由“和”言论价值“的辩论从未停歇，媒体权力的膨胀对于社会的意义，也许由历史来判定。在4月1到来之际，也就是张国荣先生逝世14周年，我重新回想整个“张国荣事件”，并思考媒体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媒体是帮人民监督政府的一双眼睛，它盯着“政治权力”这个怪兽，把它关在笼子里。如果有一天，媒体成为了这只怪兽，谁又能来监督它呢？当年咬死了张国荣的元凶依旧肆虐，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被谋杀的张国荣。
我们为什么怀念张国荣？
很多人今天都在发问，我们为什么还在怀念张国荣？“张国荣逝世”能引发这么多人的悼念，因为其事件的意义早就超过了“张国荣”本身的明星效应。
笔者并不是张国荣迷，但每到4月1日这一天，也总是会默默怀念一下张国荣。他是《霸王别姬》妩媚却不失英气的程蝶衣，也是《春光乍泄》里面放浪不羁的何宝荣，他穿着浴袍长发胡渣在台上唱着“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他被世人称为无与伦比的“大艺术家”。然而，从他选择在街上和他的同性爱人“手拖手”开始，当他选择长发胡渣地出现在舞台上开始，尤其是当他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那一刻，“张国荣”三个字早就超越了“明星”，而成为了一个现象。
那个年代的香港明星那么多，不幸陨落的还有梅艳芳、和Beyond的主唱黄家驹，然而从未有人在身故后到达张国荣的高度。十几年过去了，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在缅怀张国荣？
可能因为，他每一次艰难的选择都揭露了当时社会一个“不能承受之伤”，包括死亡。他的死亡是一个巨大的悲剧，他的死不仅结束了他传奇的一生，更是一下子暴露了那个年代一系列社会问题：大众对抑郁症的无知、媒体良心集体真空、社会对同性恋的误解和压迫、金像奖黑箱操作的反思、演艺圈被黑社会控制、集体好奇心对个人隐私地无限压榨……
这些或许从来不是张国荣的本意，毕竟是他一个活的那么自我的生命，但他的死的确揭露了当时那个时代人们对太多未知事物的无知和彷徨，他飞身一跃，像一盏明灯，点醒了一个“纸醉金迷”的时代。
然而，他刚刚过世后，《苹果日报》的报纸标题则是：自杀方法有很多，以张国荣最不可取。张国荣跳楼吓坏街边路人，为什么不能一个人躲起来烧炭？
媒体是如何谋杀张国荣的？
为什么一个人会抑郁？目前心理学对于抑郁症（Major depression disorder）成因的一个主流观点是biological,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生物、心理、社会)三个因素来考虑的。对于张国荣的死，要负责的刽子手的名单很长，其中或许就包括当年猎奇的你我，但排在头榜上的，绝对跑不了“媒体”这两个字。****从张国荣抑郁症确诊到他逝世，中间仅仅相隔一年时间。抑郁症患者自杀率在美国为3.4%，绝大部分患者都用一生的时间在和抑郁症做抗争，病情常常是“时而好”、“时而坏”，这种一年内病情急速恶化的情况实在罕见。那什么是加剧他病情的诱因呢？
我们看看他病情确诊之前，媒体做了什么。
在张国荣和唐生的恋情没有正式公布之前，香港各路娱乐媒体对他们进行全天候式的跟拍。狗仔甚至伪装成银行客户，去唐生就职的银行找他试图打探两人的私密消息。1995年，《壹周刊》在私人路段疯狂跟车张国荣，张国荣为了避免唐生曝光，气地掉头追车狗仔。辆车相撞后，张国荣第一时间让唐生先走，自己和狗仔对峙。第二天，《壹周刊》的报道又隐射张国荣和唐生的关系，然后指控张国荣故意撞车。
也许是不堪狗仔队24小时全天候跟拍，在1997年1月4日，在张国荣的《跨越》演唱会，他当着红馆一万二千人的面，称唐先生为“挚爱”。接下来，他们出双入对，当时的他们给无数生活在黑暗中的同性恋群体于力量，他们两个人对抗整个香港媒体这份勇敢让世人认识到，同性之间的爱也可以如此深刻。
同样在1997年，《壹周刊》的老板黎智英派狗仔潜入张国荣的住宅，从客厅到卧室，把他的私生活曝光了个彻底，迫使张国荣不得不卖房搬家。在2000年之前，同性恋仍旧是最大的社会禁忌之一，可以想象，在两人恋情公布后，其他八卦周刊对张国荣和唐生展开了全方位无死角的跟拍。
在2002年初，张国荣被确诊为抑郁症。是什么导致仅短短一年，抑郁症就使他选择死亡？
张国荣生前挚友陈淑芬女士在他逝世后揭露出来：
他是忧郁症。他这个病呢就是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控制他自己的情绪，所以他很困难，他连看医生都不敢去看。他去找人家拿药都会被人家(媒体记者)写他去看一个精神病医生，那你知道他自尊心很强嘛，他怎么可以让人家这样写，而且传媒一写就乱写的，不会写的很清楚，那个时候任何这些东西对他来讲都是一个刺激。
如果一个人有抑郁症，每天被无数媒体堵在家门口，捕风捉影杜撰他“奇特性取向的私人生活”，派各种卧底试图接近他和他的爱人，甚至潜入过他自己的私人住宅，试想，他的病情会不会加重？他敢不敢踏出房门去看医生？
在他死后，香港媒体出的报道是：“哥哥自杀当天看到唐先生和别的男人在一起”，“唐生有第三者导致张国荣自杀”，这些不实报道后被陈淑芬女士证明完全是子虚乌有。
当年谋杀他的元凶，现在还在他的尸骨上吸血
如果我们翻看香港媒体对于张国荣生前生后的报道对比，可能会怀疑这些媒体都集体“精神分裂”了。
《苹果日报》在张国荣生前死后的报导的分别最大。在他生前，《苹果日报》所有关于他的内容都指向性地表明“张国荣的性取向不正常”来满足大众的“猎奇心理”。而在他死后，《苹果日报》公开赞扬他对自己性取向的坦诚态度，视他为同性恋群体的先锋人物。此外，《苹果日报》在张国荣生前对他的装扮和表演的报道几乎全部负面，死后却推崇他为引领时尚的艺术大家。
在这一代人的记忆中，“媒体杀人”还有2个代表性事件：
1997年8月31日凌晨，年仅36岁的英国王妃戴安娜，为摆脱摄影记者的纠缠，在巴黎塞纳河畔遇车祸身亡。
2004年，有变性倾向的男子陈志聪成为《壹周刊》猎杀的对象，从二月开始不断侵犯他的私隐，并以夸张失实的报道渲染内容，至九月陈志聪因忍受不了媒介的压力而烧炭自杀。
其中，两个代表性事件的受害人都直接或间接因为受不了媒体的压力死亡，而在他们死亡后，死讯又成了这些媒体的头版头条，继续剥削死者的“剩余价值”。
“媒体杀人”绝不是多元媒体时代的专利。早在1935年，那个只有纸媒的时代，芳龄25岁的一代名伶阮玲玉自杀死亡，遗书中留下了一句让一代人唏嘘的“人言可畏”。随后，鲁迅先生愤愤写下《论人言可畏》：
新闻的威力其实是并未全盘坠地的，它对甲无损，对乙却会有伤；对强者它是弱者，但对更弱者它却还是强者，所以有时虽然吞声忍气，有时仍可以耀武扬威。于是阮玲玉之流，就成了发扬余威的好材料了，因为她颇有名，却无力。小市民总爱听人们的丑闻，尤其是有些熟识的人的丑闻。……读者看了这些，有的想：“我虽然没有阮玲玉那么漂亮，却比她正经”；有的想：“我虽然不及阮玲玉的有本领，却比她出身高”……化几个铜元就发见了自己的优胜，那当然是很上算的。
我在之前一篇文章写过关于“媒体为何热衷于捧杀”。
在“娱乐至死”的年代，“捧杀”这个老梗被媒体圈不断重复，居然还能一次又一次挑动群众们快要麻木的神经。媒体捧杀的精髓是：“你不知道她牛时，我告诉你她牛；你都知道她牛了，我一定要证明她low，这才能显的我很牛”。既然人兽都接受了，来和我干了这一杯玛丽苏 - 知乎专栏
无论是“先捧后杀”，还是“先杀再捧”，都证明了媒体权力可以轻而易举把一个人玩弄于鼓掌之间。名利双拥的天皇巨星张国荣、政治权力高点的韩国总统朴槿惠、在娱乐圈呼风唤雨的天王迈克尔·杰克逊，尚且逃不过媒体的追杀，如果有一天，但凡一个媒体把枪口对准了如此平凡的你或我，我们能逃得掉吗？*
新闻精神已死，它的底线成为了新媒体的上线
在大部分国家，传媒机构均声称他们是政府机关和官员的监察者，由此监督政府对人民负责，并为这传统感到自豪。即便如此，CNN作为美国的中央电视台，几十年专注讲故事不报道新闻也是贵在坚持；BBC作为世界新闻精神的标杆，居然被笔者听出来他们找来一个北京口音的人冒充西藏藏民抨击本国当局；自由新闻中标杆式栏目VICE在采访一名中国记者时居高临下的指控式态度让人寒颤。
而谈到新媒体，和“微博治国”一样，国外的“Buzzfeed治国”和“Reddit治国”同样呼声一片。
在2015年波士顿爆炸案后，Reddit社区上很多人开始散布谣言，声称布朗大学的学生Sunil Tripathi就是那个嫌疑犯，并把他的照片在整个互联网上转发。当整个Reddit的社群都在为 "维吉兰特正义"(vigilante justice)而狂欢时，警方和官方媒体发出通知，强调Sunil Tripathi并不是爆炸案的两名犯罪人之一。当天，警方在Rhode Island发现了Sunil Tripathi的尸体。几天后，警方捕获了漏网的最后一名疑凶Dzhokhar。
过去，Journalism/新闻精神的底线包括新闻自由、透明度、政府监察、为民发声、公正客观、事实呈现……它们可能已经成为了某些媒体的上线。
你和我或许都是谋杀张国荣的帮凶
媒体权力的胃口是谁喂大的？恐怕是购买了几本八卦杂志的你，恐怕是点击了一个惊悚标题的他，也可能是在本文用了八卦杂志偷拍照片的我。这是一个处处讲众筹的时代，媒体传播的广度让“谋杀和暴力”都可以“集体众筹”了。
很多人说，媒体也不是针对张国荣一个，他们对所有的香港明星都是无差别对待的。试想，如果一个人拿着刀子捅所有的人，那么他是不是因为“无差别对待”所以可以被免罪？上一个这样做的人是“台湾捷运随机杀人事件的”的主凶郑捷。2014年5月21日，郑捷在台北的捷运上拿两把刀对车厢内乘客进行随机攻击，事件共造成4死24伤。《联合报》社论指出，反社会人格的一大特征是“无罪恶感”，不会有良心上的谴责，与郑捷犯案后的无悔意表现相切合。某些媒体作为一个机构主体，多年对他人进行随机攻击后，毫无良心上的谴责，这样的媒体难道不构成具有“反社会人格”的媒体吗？
本国的情况特殊，媒体的枪口从来没有对准它应该对准的对象，所以你和我，群众中的任何一个人，可以轻易地成为它下一个追逐的猎物。我们的众筹了张国荣的死亡，同时也在众筹自己的坟墓。
在4月1日这天，为张国荣一代巨星陨落唏嘘时，不妨想想看一个细思极恐的问题：媒体监督社会，那谁来监督媒体？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媒体谋杀”的共犯时，谁还能把媒体权力关在笼子里？
摘自倪纳的知乎专栏
全文请搜索专栏“一个性别盲的女性主义观”
版权属于作者倪纳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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