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人生

作者      星犁

        想为父亲写点什么，这个念头许久了，却多次拿起笔愣怔一会，又放下了。原因无非有二：一则笔拙。虽年轻时曾多年从事文字工作，闲暇之余，也常给报刊杂志写点小文，但想到父亲却总感到笔涩，心绪难宁无从下笔。二则父亲的人生实在太平常了，平常得就像沙海中一粒在普通不过的沙子了，毫不起眼。

          那天晚上又梦见父亲了，醒来又难以入眠，忽想“一沙一世界”，就算父亲是一粒普通的“沙子”，不也可以通过这粒“沙子”来窥视一下他们那个“沙海”世界、那一代人的生活，也算是对他们那个时代、那一代人的一点纪念吧。那么，不仿以拙笔记录父亲生活的几个片段吧。

老家的果树

        父亲出生于1930年腊月，正值战乱。我的家乡虽然南距西安也就五六十公里，却是秦川平原和陕北高原过度接壤的塬上，地处偏陬，是三原县的东原，属于革命老区武子区，北距老区照金不过二十来公里，是红军和白军的交界处，也是“拉锯处”。这边老百姓刚帮完红军，那边国军就来报复，再加之土匪的袭扰，因离山区不算很远，父亲的童年时代大多时候是在山里躲过的。

        父亲原本姓蔡，16岁时，因其舅舅膝下无子，而父亲兄弟二人，被过继给舅舅为子，逐改蔡志英为张志英。好在两家相距沒几步，住在同一条塬畔下的一排窑洞，中间只隔着两家邻居。张家条件能稍好点，刚稳定沒几天，不料张家爷爷的弟弟被保长欺辱，气不过打了保长，自己逃走了。保长带人来牵走了家里那头老黄牛还不罢休，又传说二爷爷去参加了共产党的队伍，保长几次带人来勒索，并扬言要抓父亲壮丁。家里无奈，又送父亲一个人去山里以前住过的老窑洞里躲了两年。

        到了1954年，日子总算安稳平淡了，虽然各种运动热火朝天，但总归还是在地里忙活，丟不开“修理地球”的主业，不想一场更大的灾难悄然袭来。那时，大哥出生刚满月，张蔡两家正在喜悦之中。父亲说，那个夏天太邪乎，连续十多天云雨不断，时阴时雨，忽大忽小，怪异的是每到傍晚黑云南来，滚雷阵阵，闪电就像老天爷抽旱烟时用的火磏，一擦一擦劈裂天空，惊雷一声一声在人耳边炸响，震得人发抖，瘆得人心慌，竟震落了窑前几间房屋檐口的瓦片。那天半夜时分，照例电闪雷鸣，大雨如注。陡然间邻居砸门大吼，说蔡家窑塌了，惊得父亲顾不得穿上衣，光背赤脚奔了过去。惨剧发生了，爷爷奶奶和9岁的小姑不幸罹难。万幸的是，15岁的姑姑和12岁的二大（父亲的弟弟）躲过了一劫。

雷雨交加

        去年我回老家，二大还和我说起此事。他说父亲爬在泥土中大声哀嚎，双手拼命的刨着泥土，忽然废墟中传来二大的哭喊声。原来二大住的窑前面塌了，他睡在窑后头。父亲从坍塌的缝隙中爬了进去，用被子裹着二大抱了出来。父亲差点被击倒，硬撑着安葬了爷爷奶奶，把姑姑和二大接到自己家，直到几年后，帮他们各自成家。

          不久，父亲又是惊吓不小。原来解放前夕，一些地多的人家都在低价抛售土地。一辈子惜地如命的爷爷以为捡到了宝，耗尽几十年的积蓄买了近百十亩地。不想，土改开始了，不但地收了还要被定为“富农”。要知道那时候在农村家庭出身太重要了，年青人上高中、大学、招工、参军等都是要凭家庭出身来推荐，贫下中农自然最光荣，地主富农的子女属于“可改造子女”，这些事想都不敢想。父亲急了，到处找人反映情况。好在家里经常帮工的是母亲的哥哥，父亲又请来舅舅一再申明只是亲戚农忙时帮帮忙而非雇佣，总算勉强定了个“上午中农”成份。结果，还是余震不断，直到60年代中期，我三四岁时还依稀记得一天下午，家里忽然来了一群人，高喊着什么口号，在家门外的院墙上贴了几张“大字报”，推到了家门口的照壁子。不知怎么又嫌房顶两个角用几片瓦砌了个什么造型不顺眼，几个人又爬到房顶把那个造型扒掉，母亲大喊着小心别把瓦踏烂了。结果，后来每到下雨父亲都要爬到房顶换瓦补漏。

          在那个贫苦的年月，父亲那一代人能读书识字是一个梦。能有幸圆此梦的也只能是极少数富家子弟，父亲只能永远藏着这个梦了。记得我刚入学第一天，领了语文算术两本书，夹在咯吱窝就回来了。正值午饭时，父亲放下碗，拿过书抚摸着，一页一页认真的翻看。母亲笑道，字认识你你不认识字，看天书呢。父亲重重的叹息一声，合上书抚了一下放下，这才端起碗。

        父亲虽不识字，竟摸会了木匠、铁匠、泥水匠（瓦工），虽都是粗通，但也能做些简单的家具桌椅板凳之类，能锻造些简单的农具如镰刀钁头铁铲子之类，泥水匠之技也经常是村里人家盖房时出任“工程师”，量尺挂线、抹灰砌砖。在生产队大概算是“科技人才”，稍有点技术含量的活都少不了他，修理农具及自行车架子车、摇耧播种、秧红苕苗、赶马车、做豆腐等。最奇得是小时候冬天下雪，父亲竟扛着自制的土枪打了只野鸡，着实让全家口馋了几天。前几年我回老家，弟弟家还有父亲做的桌椅。虽然显得笨拙却很结实厚重。我抚摸着椅子的扶手，仿佛是父亲粗糙的、青筋暴起的手。

家乡春色

          上个世纪70年代初，全国山河一片红，农业学大寨，遍地红旗招展。我们小学生也在农忙时常常停课给生产队拾棉花、捡小麦、拔草沤肥等。大人更是忙碌，总有干不完的活。人们管劳动叫挣工分，看得很重，能干活的青少年都会积极参加挣工分。要知道，这是农民全家的希望。每天青壮年挣的工分自然要比老少年、妇女高点。到了年底，每个家庭所挣工分的多少和生产队全年的总收入来决定每个劳动日能值多少钱，每个家庭能挣多少钱。我们那个塬上，靠天吃饭的时候多，年景好的时候每个劳动日也就两毛多钱。我们弟妹们都小，大哥初中毕业就参加劳动，爷爷直到八十多还在地里忙碌，母亲忙完家里还要参加劳动，家里主要劳力就只有父亲了。因人口多、劳力少，年底一算账不但沒一分钱收入，反倒欠生产队不少。其实大家都差不多，除少数几户劳动力多的家庭外，大多家庭都是“超支户”。这种条件下，最愁的自然是吃饭了，特别是青黄不接的时候，父亲白天忙着挣工分，晚上常常出去找山里那些老邻居借粮。山里人少地多，情况大概能好点。也算多种经营吧，家里仅有的一亩多自留地，父亲也要辟出一点种上旱烟。收获后，每逢周边集市过集，父亲便背上一捆旱烟叶，我背着秤杆，赶到集市上换粮卖钱，也算是抓了点资本主义的小尾巴吧。

干旱烟叶

          那时候，生产队喂了几十头牲口，它们可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队上对它们的喂养甚为重视。喂养牲畜的主要食材是把麦草铡成半寸长的短截。给铡刀口递麦草可是个颇具危险性的技术活，闹不好会铡到手，一般人不会干。我们生产队上给铡刀口递麦草的活几乎常年被父亲包了。一则他的技术当仁不让；二则父亲似乎也愿意干。主要是递草时，膝下往往能刨出一点碾场时沒碾干净的麦粒。这些麦粒基本上都是秕子，父亲每每如获至宝，下工后用簸箕筛子把这点“战利品”拾掇出来。有时候一天也能收获个小半碗，一年下来，能收获个二三十斤，等磨面时搅到好麦子里一起磨。有一次，门口来了换西瓜的，我偷了一碗铡草麦换了个西瓜，父亲扬着赶马车的鞭子能追我二里地。

铡刀

          在那种生活条件下，人们赖以生存“材米油盐酱醋茶”也只能是及度简化、能省则省。酱醋茶算不上“刚需”，可以马马虎虎，实在沒有也能凑合。油，一年生产队给每户分不了几斤，大家都寡淡也习惯了。盐，倒也不是啥问题，一毛多钱一斤的青颗盐，一年也吃不了多少。“米”勉强东借西换，“柴”却成了重大问题。在农村，可就地取柴能烧的主要是玉米杆，但烧不了几天，因原本量就不多，再加之不耐火不经烧。日常做饭主要是烧煤，离家四五十里路外就是闻名的铜川焦坪煤矿，大家都是从那里买煤。路远不说，关键是要翻一道大沟，坡长路陡，很是让人发怵。乡邻们往往几家相邀，各自拉上架子车，车厢装满后，上面又摞上装满煤的麻袋。拉一趟不容易，都恨不得多装点。遇到陡坡时，几家人合力一辆车一辆车往上推。我上初中时，曾随父亲拉过煤。一伙人大半夜就动身，中午赶到煤矿，装上煤往回返。上那面长坡时，父亲在前面吃力的拉着，我在后面拼命的推着。父亲赤裸着上身，躬着腰，几乎要爬到地上，呼哧呼哧，气喘如牛，一步一步向前挪着，黑瘦的肩背上，被套在肩上拉车的绳带勒出一道深深地紫红色的勒痕，汗水顺着勒痕渗趟，浸湿了半截裤腰。几十年过去了，偶尔在街上碰到拉着车子的老人，不由想起父亲那躬着的腰。

架子车

          除了挣工分，农村家庭的“副业”全靠养几头猪、几只羊、几只鸡，鸡屁股就是家里的“活银行”。我们兄妹上学谁要买笔、本子啥的，母亲总会从罐子里摸出几枚鸡蛋，拿到供销社去换。日子清贫平淡，好在沒啥事。后来，家里终于遇到了“大事”。大哥要结婚了，嫂子忽提出要一台缝纫机。家里刚盖了婚房，掏空了家底，这下可愁坏了父亲。那时候缝纫机绝对是件高大上的奢侈品，不亚于现在家里买台像样的小车。家里能值点钱的只有两头猪几只羊，一头母猪怀着猪崽，当下卖了实在太亏。情急之下，父亲忽然想起姑姑家有台缝纫机。姑父是公社革委会副主任，条件自然要好许多。就和母亲说，先把姑姑家的缝纫机借来应付事，待母猪产了猪娃卖了再凑钱买。父亲很为自己的想法高兴，吃过午饭，拉着架子车兴冲冲直奔姑姑家。后晌黑，父亲垂头丧气的原拉着空车回来了，沮丧的表情、失望的眼神，耷拉着脑袋对母亲说，咱买！咱买！把猪羊全卖了，凑钱买。说着竟语塞哽咽，这是我长那么大第一次见父亲流泪。

缝纫机

        我们这一代兄弟姐妹都多，尤其在农村，孩子们基本上都是“放养”的。放学之后，也沒啥作业，除了要负责给羊割点草外，整个村子内外都是“战场”，玩疯了也沒人理你。父母更不会关注你，他们也沒时间沒心情盯你。当然，只要你不“偷鸡摸狗”、“上房揭瓦”。大概算是“无为而教”或“不教之教”吧。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似乎从沒坐下来一本正经的和我说过什么，但仅有的几次“教育”却令我镂骨铭心。

        我上小学时比较淘，上树玩摔断了左肘，请村里一老婆婆捏了捏说沒啥事。不想，过了段时间长倒是长好了，也不疼了，只是胳膊成了直的，打不了弯。父亲这才急了，骑自行车驮着我去县医院看，拍不了片子，又驮着我翻沟爬坡几十里去铜川市大医院拍了片子，医生说要手术，需一大笔钱。父亲头大了，正愁着筹钱，却听人说邻近的富平县有家祖传的“捏骨匠”，正骨接骨很有名。父亲便驮着我去求医。“捏骨匠”看了看片子，摸了摸我胳膊，说要掰断从接。父亲咬牙说，只要能治好，咋都行。于是，几个大人抓的抓，按的按，就要折断胳膊。我杀猪般的嚎叫着，挣扎得几个人抓不住。父亲红着眼、黑着脸，照我脸上就是一巴掌，呵斥道，你想一辈子残废吗！我一下子噤声了。

          既然是放养，打架是男孩子的“基本功”。我们那个小村子就有个“娃王”，年龄比我们稍大点，长得高壮，好勇斗狠，男孩子几乎都沒被他少“修理”，大家都怯他。那天放学后我们又三五成群去割羊草，我不知怎么惹了“娃王”，打了起来。我自然不是对手，三两下就败下阵来落荒而逃。那知“娃王”占了便宜还不罢休，提着草镰穷追不舍，眼看就要追上了，情急之下，我慌忙抓起路边一块碎砖头，拧身打了过去，正巧砸在他额头上。“娃王”顿时血流满面，嚎啕大哭。这下事惹大了，“娃王”捂着头闹到我家，躺在炕上哭闹。顿时惊动了半个村子。父亲从地里赶了回来，急忙请来“赤脚医生”包扎。“娃王”父亲艴然不悦，还在呶呶不休的叨叨着。他和父亲是发小，几十年的伙伴，平日里俩人相处最好，雨雪天总在一起喝茶闲谝，父亲每每以“员外”戏称他。大概因关系好，父亲就随意的怼道，这不是给娃看哩嘛，娃们那能不打打闹闹，要不把我娃交给你来处理。被父亲一怼，“娃王”父亲一下尴尬地哑了口，又转头训起了“娃王”。父亲又跑到公社卫生院买来防“破伤风”的针，给“娃王”打上。天黑透了，总算把“娃王”送了回去，家人  松了口气，这才想起肇事者，却找不到我了。捅了这么大的娄子，我可吓得不轻，趁乱早躲起来了。全家人四处寻找，后来被姐姐从家门口那堆我常玩捉迷藏的玉米杆里“掏”了出来。我被拽到父亲面前，吓得直抖，硬着头皮，等着挨揍。不想，父亲问了事由，却沒动手，只是说，挨了打应该还手，但不能打人头，你可以和别的挨打的娃一起保护自己。过了几天，“娃王”伤好了，要找我算账。我便和几个经常挨打的小伙伴联合起来，“娃王”总算胆怯了。

成长中的玉米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那个时候高考才是真正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据说录取率也就百分之二三。我当然毫无意外的落榜了。虽说早有心里准备，但还是心有不甘，落魄沮丧，大白天躺在炕上失神发呆。父亲下地回来了，拿下叼在嘴上的旱烟袋，使劲在门框上磕了磕说，咋？有啥？再平的路都会有人跌跤，再陡的坡也有人能爬，跌倒了就赶紧爬起来，不要指望旁人来拉你。我不禁一怔，像是被冷水激了一下，一轱辘爬了起来。国庆节后，在地里干活时我还谋划着复读，征兵却开始了，我又想去应征。但那时候村子里刚分了地不久。想到大哥成家后已分家单过，姐姐就要出嫁了，弟弟妹妹还在上学，家里地又多，我算是壮劳力了，忐忑不安十分矛盾。父亲劝我说，小伙子出去闯闯、见见世面好，想种地以后日子长着哩，还怕沒你地种。我就定下心报了名，不想，我这一走就再也沒给父亲帮上忙。好在父亲身体一直比较硬朗，我也沒操多少心。

          1991年春节前几天，我在驻甘肃某步兵师任连长，忙得不可开交，妻子在兰州临产。我原打算把节日前后工作安排好，休假照顾妻子。突然接到大哥电报，说父亲病重。我大惊，也顾不上去兰州了，直接赶回老家。到家后，父亲刚从医院回来，家里说父亲患了肺癌。我看着诊断书，肝肠欲断，马上想到父亲抽了几十年的老旱烟。第二天，是春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父亲不愿意出门，我连哄带劝，硬把父亲拽着坐上去西安的车。到西安找到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挂了专家号，请专家检查了一下又看了看片子。我把父亲扶到门外走廊坐下，又返回问医生看能否住院手术，医生还是说无法手术，只能用点药控制。在我央求下，医生开了一堆药。我一再问还有啥办法，医生说可以找中医试试，也许能有帮助。我又找该院中医专家开了几十药中药。我抱着药，感到心嘭嘭直跳，灰蒙蒙地天空飘着雪花，寒气逼人，我心里更冷，茫然无措的望着行色匆匆的行人，感觉我的天就要塌下来了。我转身安慰父亲，医生说沒啥大问题，吃药打针就好了。回到家，强打精神陪父亲过了个毫无心情寡淡无味的年，这是我入伍后在家过的第一个年，不想，成了和父亲过的最后一个年。好在三弟就是医生，在我们那片也算小有名气，就把药交给他来安排服用。大年初三，我又急匆匆赶到兰州。

          心神不宁的照顾妻月子，孩子出月了，趁还有几天假，我又带着妻儿回到老家。除了惦记牵挂着父亲，也想让父亲看看孩子。果然，见了孙子，父亲心情好了许多，整天笑呵呵的，还硬是张罗着让大哥把亲戚们请来给孩子补喝了满月酒。那天，父亲高兴的喝了几杯酒，说笑着抱着孩子让亲戚们看。我却暗自伤神，一口也吃不下。在家待了两天，又和父亲去了趟医院，还是带了些药失望的回家了。很快，我的假到期了。晚上陪父亲坐到深夜又难以入眠，一大早起来要去赶车，我又到父亲炕边安慰了几句，劝他按时服药，让三弟打针。我掏空身上仅有的一点钱，硬塞给父亲，不忍多看，转身就走。走到院门外，忍不住又回屋去看他一眼，却见父亲正低头拭泪。我不禁鼻子发酸，眼眶发热，咬唇退了出去。

        那几个月恐怕是我一生最难熬、难忘的日子了，整天和战士们一起摸爬滚打训练劳动，星期天也要给自己找点事，生怕一个人独处，静下来满脑子都是父亲的身影。能做的只能是过几天就给家里写封信，问问父亲的衣食病情。常常是既盼来信又怕来信，信中大哥一再转述父亲的叮嘱，说家里都好着哩，你吃部队的饭，千万不要误了部队的事。忐忑中熬了大半年，只盼着今年赶快翻篇，到新的一年我好休年假。眼看到了年底，那天刚立冬，前两天收到信，说父亲病情还算平稳，心里稍许安慰，突然接到家里电报，只有三个字：速回家！我惊得心直跳，知道大事不好，火速请假，一天水米未进，倒了几次车，第二天赶回家中，父亲已装棺入殓了。我跪倒在地，双手抚棺，悲不能言。打开棺材，看了父亲最后一眼，削瘦黝黑地脸上稍有浮肿，嘴唇微启，似乎有话要对我说。是的，父亲一定有话要说，且一定还会说，家里都好着哩，不用操心，你吃部队饭，千万别误部队的事。

          从此沒有父亲了。虽说人生都有归途，但父亲刚61岁。父亲劳苦奔波一辈子，谨小慎微、淳朴宽厚，典型黄土高原汉子的性格。父亲用他那劳作得有点变形的双手养大了我们兄妹七人，渡过了苦涩恓惶的岁月，日子好起来了，我们兄妹们都成家了，父亲该享享清福了，不想苍天无情，让我们兄弟姐妹抱憾终身，成为永远的痛。

欲语泪先流

          我尤其不能自己，生，沒能奉养；病，沒能伺候；死，沒能送终，可谓不孝矣。

            诗经有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真乃千古有知音啊。

            近几年，我回家，兄弟姐妹常聚在一起，看着桌上的珍馐美馔，总会有人叹息，可怜咱大咱妈沒享上福。

            此生，只欠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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