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学习第239天《山至数 第七十六》第四部分

《管子》学习第239天《山至数 第七十六》第四部分

原文阅读

      桓公问管子曰：“请问国势。”管子对曰：“有山处之国，有氾下多水之国，有山地分之国，有水泆之国，有漏壤之国。此国之五势，人君之所忧也。山处之国常藏谷三分之一，氾下多水之国常操国谷三分之一，山地分之国常操国谷十分之三，水泉之所伤，水泆之国常操十分之二，漏壤之国谨下诸侯之五谷，与工雕文梓器以下天下之五谷。此准时五势之数也。”

      桓公问管子曰：“今有海内，县诸侯，则国势不用已乎？”管子对曰：“今以诸侯为䇡，公州之饰焉，以乘四时，行扪牢之策。以东西南北相彼，用平而准。故曰：为诸侯，则高下万物，以应诸侯；遍有天下，则赋币以守万物之朝夕，调而已利，有足则行，不满则有止。王者乡州以时察之，故利不相倾，县死其所。君守大奉一，谓之国簿。”

字词注释

[1]国：这里理解为地区。

[2]氾下：低洼。

[3]分：占一半。

[4]泆：溢。在此为“闹水灾”之意。此与“氾下”不同。下文“水泉所伤”指此。

[5]漏壤：水泉渗漏，不居于地上。

[6]谨：认真对待的意思。下：引进。

[7]工：制作。梓：古代七种木工之一。亦泛指木工。

[8]今以诸侯为䇡（zhù），公州之饰焉：意谓现今各诸侯掌握天下各州余财。䇡，当作“管”。饰，当作“余”。

[9]扪牢：把持价格。

[10]调而已利：调节物价而获取利益而不过分。已，止。

[11]县死其所：老死于故乡本土。县，系。其所，指其故乡。

[12]守大奉一：掌握大局奉行“利出一孔”的政策。一，指“利出一孔”的经济政策。

[13]簿：账册。此处为会计的意思。

译文参考

      齐桓公问管仲说：“请问国内的地势问题。”管仲回答说：“有山地地区，有低洼多水的地区，有山陵平原各占一半的地区，有常年溢水为害的地区，有土壤漏失水分的地区。这是国家的五种地势，也是国君所忧虑的事情。山地地区常常贮备粮食产量的三分之一，低洼多水地区常控制占有粮食的三分之一，山陵平原对开的地区常掌握占有粮食的十分之三，被水泉伤害，常年溢水地区常掌握占有粮食的十分之二，土壤漏失水分的地区只能依靠买入其他诸侯国的粮食，发展手工业的精美木器生产来交换各诸侯国的粮食。这就是解决五种不良地势问题的办法。”

      齐桓公问管仲说：“现在海内统一，掌控天下诸侯，那么解决国家地势问题的政策就不需要了吗？”管仲回答说：“现今各诸侯国掌握天下各州的余财，来呼应四时季节变化，实行把持价格的经济政策。使东西南北相补助，使用平准手段而加以调节。因此说：在诸侯分立条件下，则直接掌握物资贵贱来应对各诸侯国；在掌有天下的条件下，则利用货币掌握物价涨落，调整它们来获取利益而不过分，东西充足就调到别处，不足就有所禁止。成就王业的君主按时视察各乡各州的经济情况，故而百姓谋求财利不至于互相倾轧，生活极为稳定。国君则掌握大局奉行‘利出一孔’的政策，称为国家整体的经济统计谋算。”

核心内容解读

        桓公问管子关于国势的问题，管子从五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回答。这五个方面分别是：有山处之国、泛下多水之国、山地分之国、水泆之国和漏壤之国。每种国势都有其独特的特点和需要注意的事项。“有山处之国”这种地区地处山地，管子建议应常藏谷三分之一，以备不时之需。这种策略可以确保在发生自然灾害或其他突发事件时，有足够的粮食储备来应对危机。“泛下多水之国”这类地区多水，容易受到洪水的影响，应常操国谷三分之一。这意味着需要保持一定的粮食储备，以防洪水导致的粮食短缺。“山地分之国”地形复杂，山地多，应常操国谷十分之三，以应对地形带来的挑战。复杂的地形可能会影响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因此需要更多的粮食储备来保障国家的稳定。“水泆之国”，容易受到水泉的伤害。管子建议应常操十分之二的粮食储备，以应对水泉带来的威胁。水泉可能会导致土地的盐碱化或其他问题，影响农业生产。“漏壤之国”的土地贫瘠，容易流失。管子建议应谨慎管理诸侯的五谷，并与工匠合作，利用雕文梓器等手段来增加粮食储备。这种策略可以帮助国家在贫瘠的土地上维持粮食生产和储备。

      可以看出，管子对不同地理环境下国家的治理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强调了粮食储备的重要性。这些建议不仅考虑了自然环境的影响，还考虑了如何通过合理的管理和储备来保障国家的稳定和安全。

      最后一节作者论述了“遍有天下”的君主应采用“守大奉一”的政策。管子在回答桓公的问题时，提到了“今以诸侯为䇡，公州之饰焉”，这表明在国家治理中，诸侯的地位和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诸侯作为国家的支柱，通过合理的管理和美化，可以在四季中发挥作用，确保国家的稳定和繁荣。在经济调控与资源分配方面，文中提到“以东西南北相彼，用平而准”，这意味着国家在治理过程中需要平衡各个地区的资源和利益，通过合理的调控来实现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赋税和货币的管理也是其中的重要部分，“赋币以守万物之朝夕，调而已利，有足则行，不满则有止”，因为国家需要通过赋税和货币政策来调节经济活动，确保资源的合理分配和利用。而且，管子强调了时机的重要性，“王者乡州以时察之，故利不相倾”，这表明国家在执行政策时需要根据时机进行调整，确保政策的有效性和公平性。通过及时的观察和调整，可以避免利益的不平衡，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

      最后，管子提到“君守大奉一，谓之国簿”，君主掌握大局。这里的“大”指的是国家的整体利益和大局，“一”在这里指的是“利出一孔”的经济政策，即所有的经济利益都从一个统一的政策出发。“国簿”是国家的账册或会计事项，这里指的是国家的财政管理和经济政策。管仲认为，国家的经济政策应该统一，由中央政府掌握和执行。这种统一的政策有助于避免各地各自为政，导致资源浪费和利益冲突。通过集中管理国家的财政和经济事务，可以更有效地调配资源，平衡各地的发展，确保国家整体利益最大化。国簿作为国家的账册，记录了国家的财政收支情况，是国家进行经济管理的重要工具。通过严格的会计管理，可以防止贪污腐败，确保国家财政的透明和高效。

      这表明国家的治理需要有一个整体的规划和管理体系，通过统一的管理和规划，可以实现国家的长远发展和稳定。这反映了管子对于国家治理的一种系统性思考。对现代国家在制定经济政策时也有重要借鉴意义。首先要需要考虑政策的统一性和协调性，以避免地方保护主义和资源浪费；其次应当加强财政透明度，通过公开账目和严格审计，确保公共资金的合理使用；第三，在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关系之间找到平衡点，既要保证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又要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管子》学习的背景知识

中国古代货币史（二）

        对于周代的社会组织，史家们的意见也不一致。有的说是初期的封建社会，有的说是奴隶社会。这种意见上的分歧，是由于当时的文献中，既有关于封建的叙述，又有关于奴隶的记载，尤其是在西周。其实这种情形是容易解释的：殷周乃两个民族，周族承继了殷人的社会；一种社会制度不是一天或一道命令便可以改变的，周族社会还遗留下许多奴隶社会的残余，这是常有的事。西周中叶以后，旧时的遗制就大部消灭了，尤其是东迁以后，到春秋末年那几百年间，似乎可以说已是真的封建社会了。

        封建社会有两个特点：在政治上是权力的分散，但一旦有战事发生，诸侯、地主、农奴们是有参战义务的。西周自恭、懿以后，中央政府的威望，一天一天减退，大权渐落在诸侯手中，但是宗主的地位还是保存着的，春秋时代的情形把这点说明得很清楚。齐桓、晋文都以周室为号召，强制其他小国尊重周室，正是这原因。在经济上是交换的不重要和货币经济的不发达，各种支付多用实物或土地。因为封建社会是以各个单位的自给自足为目标，是一种保守的经济制度，和奴隶社会的多少带有侵略性的经济制度不同。中国在殷代已有贝壳的使用，虽然还不足以证明已发展成为十足的货币，但至少已接近货币了。如果整个周代都是奴隶社会，则商业和货币经济一定比殷末周初有长足的进步。可是实际上在春秋那一段期间，中国的货币经济，不但没有新的发展，而且似乎特别不发达。《春秋》一书中完全没有提到货币的事，而币、帛等实物则屡屡提到。实物经济是封建社会中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在那种社会中，土地是最重要的财富。

        我们来看看《诗经》时代的社会。这是春秋中叶以前几百年间的社会。虽然不能全面无遗地反映几百年的情况，但通过它们，至少可以看出一个大概的轮廓。在这社会里，实物经济的色彩异常浓厚。如果有交易，也是“抱布贸丝”，如果有支付，也多是“握粟出卜”。有人说，抱布贸丝的布是指铸币，即刀、布的布。当时铲币可能已经产生，个别的人手中可能有大量的铲币，但如果说“蚩蚩之民”也能抱着一束一束的空首布去买丝，未免把当时的社会太理想化了，把货币经济的发展太夸大了。汉代的王充已说出，“抱布贸丝”是“交易有亡”。也可能有人说：握粟出卜的粟也是货币，《管子》中有“粟重万物轻”的句子，以粟来同万物对立，岂不是货币么？在实物经济条件下，交换的物品中，总有一种是作为等价物的，这就是货币的雏形，但它不是一般等价物，不是真正的货币。

      《小雅·正月》提到“富人”，这富人是不是指手里有一束一束空首布的人呢？也不是。它不是像后代一样指有钱的人，而是指物质财产多的人。实际上，在那首诗中是指“有旨酒”“有嘉肴”“有屋”“有谷”的人。最早的富人应当是指有土田的人，《礼记·曲礼》有“问国君之富，数地以对，山泽之所出。问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问士之富，以车数对。问庶人之富，数畜以对”，都不包括货币。至于《周颂·臣工》“庤乃钱镈”的钱字，一般人都知道是指农具，不是铸币。

      春秋时期，各国之间常有告籴的事，这是不是通过货币呢？不是。籴的本意是入米，入米的方法可以通过交换；只有在货币经济发达的条件下，才用货币去买，《国语》提到鲁国饥荒，臧文仲请庄公以名器求籴于齐，所谓名器是指鬯、圭、玉、磬等。可见是实物交换。

        有人说《周礼》所载廛人所掌的各种布，如絘布、总布、质布、罚布、廛布等，以及所谓里布，都是刀、布的布，换言之，都是铸币。甚至有人说是信用货币。这都是穿凿。《周礼》是假托的书，不是战国以前的著作，其所指的各种布，可能根本是捏造出来的。如果有那些布，也是布、帛的布，不是刀、布的布，更不是什么信用货币。币、帛在春秋时期是重要的支付工具，尤其是在统治阶级之间。周末用币、帛的时候很多，天子以币、帛待宾客，诸侯以币、帛献天子。传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这种传说大概也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私人间的馈赠以及国与国间的往来，也多以币、帛为工具，所谓“主人酬宾，束帛、俪皮”，所谓“事之以皮、币”，都是这个意思。就是庶人嫁娶，也要用币、帛。这恰好证明当时铸币还不大通行。

      近代中外一些学者，由于误解“皮、币”二字的意义，以及硬想把外国的历史事实套在中国历史上，说中国古代曾使用过用兽皮制造的货币，或以兽皮为货币，甚至有人说得更具体，说是以牛皮为货币，这是不确的。在先秦文献中，“皮、币”二字虽然不止一次出现在一起，但所指是皮和币两种不同的东西，皮是兽皮或皮毛，不一定是牛皮；币是币帛，不是货币。皮、币两种物品在当时也只是作为支付工具，不是作为正式的货币。

        这里我们可以研究一下“货币”这一名词的来源。在春秋、战国时期，“货”和

“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虽然这两个概念不是很明确的，货字可能是化字的变体，在战国时期，它的意义似乎和现代差不多，《易经》所谓“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货是包括一切商品的，自然货币商品也包括在内。《商书·仲虺之诰》中有“不殖货利”的话，也只是不贪财的意思，在《周礼》中货字被解作金、玉。一直到汉代，还是被解作财或宝用物，不专指货币，甚至不限于商品，只有王莽的宝货制，是指货币。 由于古人不知区别货币和财富，所以在用字的时候，两个概念常混在一起。班固说：“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还是作为财富的总称，包括货币在内。许慎说：古人“货贝而宝龟”。这里的货字作货币解。关于币字，在战国时期，前面已说过，是指皮、帛，根本不作货币解。也有人说是指金、玉、齿、革、兵器，那就和货字的意义差不多了。由于币、帛在春秋、战国时期或那以前已经是重要的支付手段，而支付手段也是货币的一种职能，在统治阶级看来，是一种很重要的职能，所以币字就逐渐取得货币的含义，于是《管子》书中就有先王“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的话。司马迁也说秦始皇以黄金为上币，铜钱为下币。西汉武帝又有皮币的发行，这些币，除了下币以外，其实都是支付手段，不作流通手段，所以币字多少还保持了原来的意义。至于货币作为一个单一的名词，那是以后的事。古代多用钱币一词。

春秋前后，并不是民间完全没有交易和货币。实际上货币可能从封建社会中产生出来，而破坏那种社会。中国在西周的时候，统治阶级就怂恿被征服的商人“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后来又有“如贾三倍”的话。可见商业有一定的发展。刀、布上的文字，有些和甲骨文相像，似乎应当是春秋以前的东西。而由农器进化到刀币、布币，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由此可知：也许在殷周间，民间已在使用那种实物货币了。而且在铸币出现之前，贝壳已取得货币或准货币的身份。殷代已有铜贝的铸造。

        从农器发展到刀、布的过程，也不应拉得太长。首先，那些生产工具式的古刀、布出土不多，空首布也不多，这就证明流通的时期不会很长。而货币是流动性最强的东西，传播得快，只要条件具备，一个地方采用铸币，其他地方很快就会仿效。在地中海沿岸地区，自吕底亚的铸币出现以后，五十年之内，就传遍了亚琴海沿岸的世界。中国在春秋前后，商品生产和交换也许没有希腊世界那样发达，大陆的交通，总是不如内海交通那样方便和迅速的，但只要两个世界采用铸币的条件成熟，就不能说希腊铸币的普及只需五十年，而中国却需要五百年。旧日的钱币学家把中国的刀、布归之于太昊、葛天，到清末得到了纠正；近年来又有向上推的倾向，这是值得注意的。

（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

《中国货币史》，彭信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02月

《管子译注（全二册）》，谢浩范；朱迎平 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12月

《管子（全二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李山 轩新丽 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4月